5.民間藏書家以個人名義主動或者奉旨送入館中的“私人進獻本”。
6.當時坊市間最流行的書籍即“通行本”。
以上書籍，前三種統稱為政府藏書，後三種則統稱為各省公私進書。在書籍來源中，後三種居多。
地方各省的大規模獻書是從乾隆三十八年開始的，由於大家仍籠罩在文字獄的陰影之下，在此之前反響甚微。後來乾隆帝下了一道嚴厲的諭旨，命令各省官員以半年為期限辦妥此事，否則唯該督撫是問！經過此番警告後，各省官員才開始積極地收獻圖書。
民間藏書方麵，以享有“文人淵藪”的江浙地區獨占鼇頭。
這裏有很多藏書大家。如浙江寧波範氏的“天一閣”，杭州趙氏的“小山堂”和鮑氏的“知不足齋”等等。乾隆帝下令此次征書以這些藏書家為重點。後來聽聞揚州商人馬裕家中藏有多種唐宋秘本，由翰林出身熟悉典籍的兩淮鹽政前去商借。此外乾隆帝還大加鼓勵私人藏書，對藏書一百種以上的給予獎勵。各地采集的圖書由總督或巡撫送到北京交給四庫館評定處理。關於評選書籍的標準，乾隆帝早有旨意：“擇其中罕見之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壽之梨棗，以廣流傳。餘則選派謄錄，彙繕成編，陳之冊府。其有俚淺訛謬者，止存書名，彙入總目，以章右文之盛。”這裏所說的“有益於世道人心”，是指有利於清朝統治者和君主專製。根據這一原則收集來的圖書，連同所動用的內府藏書和《永樂大典》中所輯佚出來的圖書，被分為三類分別對待。
清朝曆代皇帝的禦製詩文，有經過欽定的“赦撰本”，以及乾隆帝認為有重要價值的書，列為“應刻書籍”，除抄入《四庫全書》外，還另外刊刻出版，以流傳百世。對清朝統治有利、被認為內容合格的作品，列為“應抄書籍”，將原書抄入《四庫全書》。不符合上述兩條，又不被列為明令禁止的書籍，列為“應存書籍”，原書不收進《四庫全書》，僅列在《四庫全書總目》的書目和提要裏。開始評定時，先由撰修官比較同一本書各個版本之間的異同，選擇質量最好的作為底本；校訂後寫出有關考證；再為每本書撰寫提要、敘述作者的生平以及本書的學術價值，將其裝訂在書的前麵；然後注明應刻、應抄或應存的處理意見，送給總撰修官設定，改定後，呈給皇帝審批。經皇帝審閱後，決定收錄的書，就交給武英殿的繕書處抄寫，謄錄好之後，再經過分校、副校和總校，確信沒有錯誤，就可以作為定本，等候裝潢插架了。此外，乾隆帝還借征書之便大肆禁書。四庫館臣在修書的同時，也忙於檢查各省征集的圖書，發現內容有礙的就定為應禁書籍，集中交到軍機處。這樣仍不放心，在各省書籍發還前，由正總裁帶領十三名撰修官，對明代以後的書，逐一自行檢查，唯恐稍有遺漏。
那麼乾隆帝為什麼要在征書之時又大肆采取禁書的行動呢？他為什麼對明清之際的著作及其他帶有民族思想的作品如此不安呢？要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需要了解清王朝建立的過程。眾所周知，清王朝是由滿族貴族建立起來的。滿族原本是我國東北境內的少數民族，其祖先在宋代建立過金朝，是女真的一支。明朝時被稱為“建州女真”，明曾在建州設置三衛，清朝的始祖努爾哈赤曾任建州左衛都督，還接受過明朝“龍虎將軍”的封號。後努爾哈赤實力不斷擴張，建立了後金政權，遂與明朝抗衡。1636年，其子皇太極稱帝，改國號為清。
1644年，清朝統治者入關取代了大明王朝。我國是個多民族的大國，在中國曆史上，少數民族建立政權的事情屢見不鮮。但是由於封建時代人們固有的民族偏見，一直存在“華夷”之辨和“正統”的問題。雖然清朝取明朝而代之，但是仍有不少漢族大臣從這一觀念出發，不承認清朝是“正統”，企圖推翻清王朝的統治。而在清朝初期，統治者利用暴力推行了一係列的民族高壓和民族歧視的政策，大大激發了民族矛盾，引發了風起雲湧的反清複明的鬥爭。康熙後期，鬥爭逐漸平息，但民族思想和有關明清之際史實的記載還大量保存在當時人的著作中。
乾隆帝下令修書時，清王朝已統治中原一百多年了，政權已得到了穩固。但是清統治者依舊對此事疑慮重重，認為讓人們了解了清與明早期的關係和清初的反抗鬥爭的真實情況，會威脅到清朝的統治。所以隨著征書活動的逐步展開，便利用這一機會對全國所有的書籍進行審查，徹底消除這些有可能對清王朝不利的書籍。乾隆三十九年秋，從各省征集的書籍已超過一萬部之多，乾隆帝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於是公開打出了“查繳禁書”的旗號，發動了這場規模宏大的禁書活動。
（四）《四庫全書》的修撰：鴻才儒學彙聚一堂與七庫藏書
清政府的四庫館中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富有名望的學者，有史學家、經學家、還有精通天文和地理及金石考古方麵的人才，真可謂是鴻才碩學彙聚一堂。其中，首當其衝的是人稱“一代文宗”的總纂官紀昀。紀昀，河北直隸人。當時被稱為“河間才子”。紀昀博學多才，學問淵博，文采過人，曾任乾隆的文學詞臣。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部返回祖國，紀昀以“土爾扈特全部歸順”題詩作賦，深得乾隆帝賞識。四庫開館時他被任命為總纂官。他在館期間以全部精力致力於修書活動。對四庫編撰作出了重要貢獻。全書的體例、分類，《四庫全書總目》的撰寫等都由他親自確定，幾萬篇提要，也都由他潤色增減改定。由於紀昀的博學多才，因此在評定圖書的時候，可以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各得其要旨，全文首尾呼應。由他執筆的《進書表》是一篇很出色的駢文，就連乾隆帝見後都大為讚賞。修纂四庫是很辛苦的，紀昀在《進書表》裏所述“禁中方警，起蓬館以晨登；鶴簽嚴關，焚蘭膏以夜繼”描述了館臣們晨起夜寐的緊張修書生活。除了紀昀以外，還有紀昀的得力助手陸熙熊，他為《四庫全書》的考訂和提要的編寫做了大量的工作。陸熙熊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深厚的文學素養為各種圖書寫了考證，作者生平考察撰記，歸納書中的精華要義。編寫書目提要，花費了很多時間和心血，此外還有校勘《永樂大典》的三個撰修官戴震、邵晉涵、周永年等人。戴震是經學大師、皖派漢學領袖，他擅長考證，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其學術研究與一般的漢學家相比，具有較深的思想內涵。邵晉涵是著名的史學家。他以《冊府元龜》等書為藍本，從《永樂大典》中輯佚出失傳已久的薛居正的《五代史》，即《舊五代史》。他有較深的文學素養，記憶力超群。在修撰《四庫全書》時，不論總裁問到哪一曆史事件，他都能立刻將該事件在哪本書的哪一頁準確無誤地說出來。他為修撰四庫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周永年著有《儒藏說》，他是全國大規模搜集收藏古書的倡導人。他無論酷暑嚴寒，每日挑燈夜戰，終於將劉敞、劉放兄弟的《公是集》和《公非集》等罕見的古書從永樂大典的殘本中輯錄出來，為校勘《永樂大典》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貢獻。除此以外為《四庫全書》的編撰成書做出貢獻的，還有於敏中、金簡、陳際新、李潢等人。《四庫全書》是眾多學者辛勤合作的產物，是他們心血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