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庫全書總目》修撰的原因及其過程
大家不禁要問,《四庫全書》體係如此龐大,如果想了解其中某些書的大概內容,又不可能對書逐本翻閱,那麼是否有其他更加簡便可行的辦法呢?其實有的,那就是先查閱《四庫全書總目》。
《四庫全書總目》也稱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一部由《四庫全書》各類提要和目錄分類兩方麵內容合成的大型目錄學叢書。
1.編撰起因
《四庫全書總目》是隨著《四庫全書》的編撰而逐漸編寫出來的。早在乾隆三十七年征書活動剛剛開始之時,乾隆皇帝就命令各省巡撫將各書逐一序列目錄,注明此書係某朝某人所著,書中的要旨是什麼,以及成書的年代。這是為了方便皇帝了解其中各種書籍的內容梗概,決定取舍,要求並不甚高。後來乾隆皇帝采納了朱筠的建議,決定設立四庫書館,編修《四庫全書》時,目錄的編撰問題就被提到了日程之上。朱筠從整理古籍的角度,建議編寫提要“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首卷”,意思是說不但要說明內容大意,還應該評價該書在學術方麵的優劣,得到采納。當時四庫館臣對征集來的書籍,不論是否采入都要撰寫提要,放在每種書的前麵,同時研究討論該書的體例及分類。此外出於對《四庫全書》編撰的需要,撰寫一部總結性的目錄著作也是十分迫切和勢在必行的。其次是乾隆時期的學風特征,對目錄學的編撰也有著重要的影響。四庫開館之時,在館內擔任撰修和輯佚工作的大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漢學家。負責總撰修工作的紀昀,也是精通諸子百家的學者。因此梁啟超說:“四庫館就是漢學家的大本營,《四庫提要》就是漢學家的思想的結晶體。”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漢學對提要編撰工作所產生的巨大影響。最後,我國傳統學術自身的延續和發展也迫切要求當時的目錄著作能夠承擔起“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責任。我國的學術以經學為主線,經曆了兩千多年的發展曆程,從漢代的經學到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直至清代的漢學,期間所經曆的流變、興衰都要做出適當的評價。那麼《四庫全書》既然要囊括清乾隆以前的曆代典籍,對中國傳統學術的總結也就勢在必行。《四庫全書》開館伊始,總裁綜合各方麵的因素決定從《永樂大典》內輯出各書進行提要的目錄。提要稿首先由各位撰修官分頭起草,然後交給總撰修官紀昀改定,送給皇帝審閱。後來皇帝指出提要除分別附入本書以外,還應單獨彙編成一部專書,由紀昀審查核定,貫一全文,並對目錄分類加以編排,這樣《四庫全書總目》就誕生了。
(二)《四庫全書總目》在目錄學方麵的成就
四庫全書定本共有兩百卷,輯錄提要一萬零二百五十四種。其中除被著錄的圖書提要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以外,還有列為存目書籍的提要六千七百九十三種。此書的卷首還有乾隆皇帝對辦理四庫全書的曆次諭旨,四庫館臣的進書表、館臣職名和《總目》範例。每一部書前麵有總序,每類之前有小序,存目書的提要附在同部類著錄書提要的後麵。四庫全書是經眾多學者曆經二十年之久編撰而成的,顯示了一代文人誌士的學術精華。它與明末清初以來學風的變遷相適應,摒棄空疏、崇尚正史求真,反映出明顯的重漢輕宋的學術傾向。它較好地繼承並且發揚了中國古代目錄學的優良傳統,彙眾書為藝術,將傳統目錄學推向最後的高峰。正如餘嘉熙所評論的,《四庫全書總目》“敘作者之爵裏,詳典籍之源流,別白是非,旁通取證,使瑕瑜不掩,淄瀅以別……至於剖析條流斟酌古今,辨章學術,高挹群言,尤非王堯臣等所能望及項背。故曰自別錄以來,才有此書,非過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