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任番禺（今珠江三角洲北部）知縣時，秉公執法，維護民族尊嚴，被稱為“強項令”。番禺是當時廣東省會，喬居的外國人很多，洋人勢力很大，甚至可以左右官府。周一上任，便遇一宗爭田訴訟案，經審理，將理曲者抓了起來。但總督卻強令釋放，聲言是洋人打了招呼的。周據理抗爭：“縣令不是洋官，怎麼能聽洋人的指揮？！”硬是將理曲者處以杖刑。“總督怒其強項，撤任閑住”。
吳可讀，清代甘肅皋蘭（今蘭州市）人，其祖籍是浙江處州，明初隨扈肅莊王就藩而遷居蘭州，世為耕讀之家。據《清朝野史大觀·清人逸事》記載，吳可讀年輕的時候倜儻自喜，不修邊幅。有一年入京會試沒有考中，於是留在京城等候下一次考試，實際上是因為迷戀一個妓女，難以別離。姐兒愛財，無奈資斧不繼，同鄉勸他移居關中會館九天廟，陝甘一體，免費食宿，正好用功，沒想到才住了三天，就又回到那個妓女居住的地方。待到身上的錢全部花光了，床頭金盡，壯士無顏，同鄉又不得不接濟，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回到九天廟居住用功讀書。吳可讀再放誕豁達，也不能無慚，想想自己年逾不惑，學業未成，功名未立，有負老母殷切期望，不可為人。因而在九天廟中，好好用了一年功，道光三十年庚戌科會試，中了進士，抽簽到刑部當主事，晉升為員外郎。吳可讀秉性耿直，不畏強暴，任禦史時，嚴格履行自己的職責，直言敢諫，直聲震動朝野。其中最為有名的有兩件事。一是關於外國使節朝見大清皇帝要不要行跪拜禮的事。按照中國封建王朝的禮節規矩，不論朝中大臣還是平民百姓，朝見皇帝必須行三拜九叩的跪拜禮，曆代如此。清王朝雖然是滿族政權，但入關後，特別是康熙以後幾乎全盤接受漢文化，也行三拜九叩的跪拜禮。但是外國使節見中國皇帝要不要行跪拜禮，曆朝多有不同。朝中爭論不休，相持不下，曆時半年之久。吳可讀直言上疏，請令各國使節覲見皇帝時不必強迫行跪拜禮，應當根據各國的禮俗行事，這樣才能顯示出大清的寬大胸懷，不可因為這些末節小事而損害了國家形象和國家的利益。這一奏章充分反映了吳可讀不妄自尊大，平等待人，尊重他國、他族禮儀習慣的進步思想。二是請誅成祿的事。成祿是烏魯木齊提督，其在任期間，沙皇軍隊侵略新疆，而其卻畏敵如虎，聽任沙皇侵略軍從伊犁長驅直入烏魯木齊，燒殺搶掠，自己則龜縮在甘肅高台，不敢到前線去。不僅如此，他為了自己的升官，卻縱兵誣殺良民二百多人冒功請賞，實在是罪大惡極。對此，吳可讀非常氣憤，便上疏痛陳成祿的罪狀，說有可斬之罪十，有不可緩之勢五，言詞頗為激烈。但是清廷卻有意庇護成祿，僅僅給了個免官監候的處分就算罷了。吳可讀氣憤至極，再次上疏，措詞中大發戇勁，說是“先斬成祿之頭懸之槁街以謝甘肅百姓，然後再斬臣之頭懸之成氏之門以謝成祿”。穆宗大怒，認為吳可讀是欺他年幼，才敢如此頂撞，非要他腦袋不可。三法司會審時，刑部為了迎合皇帝，辦了吳可讀的死罪，但是，按照大清律法，定死罪是要全堂同意的，缺一不可。刑部尚書、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禦史、副都禦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計十三位堂官，一個個在奏稿上畫行，畫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無論如何不肯下筆。就因為王家璧的持正不阿，吳可讀才保住了性命，降三級歸裏。吳可讀劾成祿被降級處分後，當時人有《贈柳堂二十韻》，形容吳可讀的風骨氣概：“乾坤雙淚眼，鐵石一儒冠”，傳誦一時。吳可讀回鄉後，當時的陝甘總督左宗棠對他十分禮遇，並聘請他為蘭山書院的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