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啟，自號青丘子，因得罪明太祖，被腰斬於市，年僅39歲。高啟少有才名，博學工詩，與楊基、張羽、徐賁齊名，稱為“吳中四傑”。他的七言歌行體詩和七言律詩，最能代表他的詩歌特色和創作才華。如《醉歌贈宋仲溫》，還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開頭四句曰：“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大筆淋漓，豪氣滿紙，頗有太白餘風；清新俊健，涵渾從容，直追盛唐氣象。
明代中葉，從弘治（1488~1505）到隆慶（1567~1572）年前後，文壇上出現了前七子、後七子的複古主義運動。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為代表，後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前七子的文學主張大體歸納為：一是強調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二是主張摹擬以形式為主，一切唯古人是尚。這些主張在反對台閣體和掃除八股文風方麵，起到過一定的積極作用，成為一時之風氣。但因為隻注重擬古之形式，師貌而不師心，結果是舍本逐末，甚至是食古不化，走上一條不良之路。後七子則繼承了前七子的衣缽，發揮揚厲，越走越遠。
嘉靖年間（1522~1566）出現了前後七子的反對派，以唐順之、王慎中、茅坤、歸有光為代表；因為大力提倡唐宋散文，所以被稱之為“唐宋派”。他們的文學主張歸納為：反對盲目擬古，提倡唐宋散文；認為好文章不在於琢字雕句，而應該直抒胸臆，莫逆於心，這就是“文字工拙在心源說”。“唐宋派”中成就最高的是歸有光，他的散文代表作有《項脊軒記》、《寒花葬誌》等。
到了明萬曆年間（1573~1620），繼續攻擊複古派並取得顯著成就的是李贄，和受其影響的“公安派”“三袁”。李贄，字卓吾，他的思想具有極大的叛逆性和頑強的戰鬥性。李卓吾提倡“童心說”，認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於童心者也。”童心即真心：“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這對於“公安派”的“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因這兄弟三人是湖北公安人，故稱“公安派”）有著重大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一是反對今不如昔的文學退化論，認為文學是隨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時有古今，語亦有古今”。二是在創作上反對摹擬和墨守成規。三是倡導“性靈說”，主張詩文應抒發性靈，不拘格套。四是主張文貴有質，“質者道之杆”，反對華而不實。五是從肯定天真自然的“趣”出發，肯定民間通俗文學。“公安派”的理論主張，給擬古主義的打擊是致命的；複古派從此一蹶不振。“公安派”所提倡的“性靈說”，對清代詩壇文壇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明代末年，政治黑暗，黨爭激烈，宦官專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銳。此時的文學跟政治結合的更加緊密，東林黨人張溥等人所組織的“複社”，稍後陳子龍、夏允彝所組織的“幾社”等，都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像這樣的文社又是政治性很強的結社，在社會上有廣泛基礎，深受群眾愛戴，與政治鬥爭結合的如此緊密的現象，在曆史上是十分罕見的。
明末詩壇上，愛國主義的激情空前高漲。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陳子龍的學生、夏允彝之子夏完淳（1631~1647），是一位少年英雄；14歲便參加抗清鬥爭，被捕下獄後，寫了三篇文章：《獄中上母書》、《遺夫人書》、《土室餘論》，臨難陳詞，仍念念不忘“中興再造”，三文是血淚凝成的愛國主義傑作。他臨刑不懼，視死如歸，遇難時才17歲，是我國文學史上活得最短暫，但卻生得可歌、死得可泣的民族英雄！他那些用生命寫成的愛國詩文，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不可磨滅的閃光一頁。
明代民歌
從文學發展的角度來看，封建的正統文學——詩歌，到了元明清，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日趨衰落。在複古與反複古鬥爭籠罩下的明代詩壇，文人創作成就並不高；但產生在民間土壤裏的民歌，卻蓬蓬勃勃，興旺發達，呈現出“萬紫千紅總是春”的繁榮景象。民歌的創作和傳播都十分廣泛：“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沈德符《野獲編》）它不但在民間傳播，也引起了文人們的重視和推崇。卓人月甚至認為：“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唯民歌）為我明之一絕耳。”說民歌是明代文學中的“一絕”，並不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