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主張以經世致用為學，在《日知錄》中倡言“文須有益於天下”，“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也，曰明道也，紀主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黃宗羲也主張：“詩以道性情”，“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所以，他們在詩歌中表現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情懷和“身無一錐土，常有四海心”（顧炎武《秋雨》）的誌向、“壯士匣中刀，猶作風雨聲”（王夫之《雜詩》）的豪情。他們的詩歌往往發掘現實性極強的題材，圍繞民族矛盾這個重大主題，反映當時時代的愛國情緒，取得了超越前一個時期的新成就。如顧炎武的《精衛》、《海上》等，黃宗羲的《感舊》、《山居雜詠》等，王夫之的《讀指南錄》、《雜詩》等。
此外，清初的遺民詩人還有吳嘉紀、杜浚、歸莊，以及“嶺南三大家”屈大均、陳恭隱、梁佩蘭等，他們的詩中表現了十分可貴的民族氣節，是鼓舞人心的正氣歌。
到了康熙中後期，民族感情日漸淡薄，人們開始潛心於詩歌理論，主要有：
一、 王士禎（1634~1711）的“神韻說”。其觀點是強調“興會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閑雅的風神韻致作為詩歌的最高境界，影響最大。
二、 “宋詩派”。與王士禎推崇唐詩不同，查慎行、宋犖、厲鶚等人則推崇宋詩，以蘇軾、陸遊為榜樣，人們稱之為“宋詩派”。
三、 乾隆年間沈德潛的“格調說”，主張從聲律格調上學習古人：“詩貴性情，亦須論法。”風格上強調溫柔敦厚，提倡儒家“詩教”。
四、 袁枚的“性靈說”。袁枚反對複古主義，自稱：“兩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推崇蕭子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觀點，主張詩歌應該抒發自己的胸臆，不能死守音律格調，反對以學問為詩。他的《遣興》詩寫道：“但肯尋詩便有詩，靈犀一點是吾師。夕陽芳草尋常物，解用都為絕妙詞。”“性靈說”的倡導，對當時埋頭故紙堆、專以學問為詩文的乾嘉學派，無疑是一個有力的批判和打擊。
在乾嘉時期的詩人中，未沾染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風氣、能夠自成一體、自標風采的一個作家就是鄭燮（1693~1765）。鄭燮號板橋，能詩、工書、善畫，時稱“三絕”。他的題畫詩很有名，如《濰坊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他的數篇“家書”，被人們譽為“不可磨滅文字”。如他在《家書》中寫過這樣一段文字：
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隻有農夫，而士為四民之末。農夫……苦其身，勘其力，耕種收獲，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路頭，後來越作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
真是一聲斷喝，聲震寰宇；千古真理，不可移易！這種尊農賤士的觀點，雖然亦稍失偏頗，而且也不是自鄭燮始，但不僅在當時的封建士大夫中是難能可貴的，而且至今仍然閃射著真理的光芒！
後記先秦神話和詩歌後記這是一本講稿。是我在中國科學院李佩老創辦的“中關村專家講壇”上，為以中科院老專家、老院士為主要聽眾所作的“中國文學史”講座的講稿。李佩老是一位十分令人尊敬的老者，當年已八十多歲，精神矍鑠，精力充沛，每周風雨無阻，為講壇嘔心瀝血，忘我利他，無私奉獻，德高望重；她讓我去講，我當然遵命。從2003年秋風裏，到2008年春光中，每年兩次，每次兩個多小時，從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一直講到隋唐五代、兩宋金元。因為另請我的老師沈天佑教授專門講《紅樓夢》和《聊齋誌異》，所以明清部分當時我就沒有講。這次出書，出版社考慮到中國文學史的完整性，建議我補上明清部分，希望能提要式地講一下明清文學的主要內容即可。此建議甚佳，我欣然從命。——於是就有了這一本小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