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歌謠
蘭州民間歌謠極其豐富，多民族的不同生活內容和形式造就了種類繁多的民間歌謠作品。其中“花兒”的流行範圍和流行程度最為廣泛和普遍，其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的成績也最大。
“花兒”是流行於甘、青、寧、新四個省區，由漢、回、撒拉、東鄉、保安、土和部分藏、裕固等八個民族用漢語歌唱的一種格調和形態都十分獨特的民歌。它按流行地區、音樂特色、演唱方式以及文學形態等的不同，分為河州“花兒”和洮岷“花兒”兩大類型。河州“花兒”，又叫臨夏“花兒”，或河湟“花兒”，它的流行地區很廣，主要包括我省的臨夏、和政、廣河、東鄉、積石山、臨洮、永靖、永登和天祝等縣，以及青海、寧夏和新疆諸省區。這種類型的“花兒”，音調高亢、悠長，有著很強的抒情性；其文學形態的基本樣式是每首四句，前兩句比興，後兩句本題。比興的意義有些對本題起比喻或襯托的作用，有的則同本題毫不相幹，隻是為了借韻葉律。洮岷“花兒”則主要在甘肅省境內流行，包括臨潭、岷縣、康樂、臨洮、渭源、宕昌和卓尼等地。這種類型的“花兒”音調高昂、旋律平直，訴說性十分鮮明，其基本樣式是每首三句，第一句比興，其餘句本題。洮岷“花兒”的歌唱方式十分獨特，一般采用兩個歌組對唱方式，每個歌組由三個歌手分別各唱一句，共同把一首歌唱完；歌詞是由歌組中一個被稱為“串把式”的歌手現場即興編出的，快捷到一首歌僅用一分鍾左右時間。
流行於蘭州的“花兒”，主要是河州“花兒”，它的歌詞作為民間口頭文學形式之一，在謀篇藝術、修辭藝術和語言藝術等方麵都是獨具特色的。其謀篇藝術采用了大量的賦、比、興的表現手法，使花兒這種民歌更加具有了濃鬱的鄉土氣息，言詞也更為含蓄風趣、形象更加鮮明生動、韻味也更是婉轉悠長。河州花兒大都是由前後兩部分構成，一般來說，前半部分是起興的，後半部分則是敘說主旨的。如：“青青的煙瓶雙穗兒，水灌者涼涼兒的；維下的姊妹一個兒，心想者長長兒的。”這裏用結構相同甚至字數相同的句子來起興，和下文形成較為整齊的對仗，借以突出主人公的相思之苦，這是勞動人民進行藝術創作的一種手法，貌似簡單平淡，實是別有一番韻味。再如：“蘭州城裏兵變了，四城門上了鎖了；我維的尕妹心變了，大眼睛認不得我了。”這首花兒很大程度上采用的是興，又有比，以兵變比心變，表達了受到打擊之後的失落感。還有一種整篇用一個喻體的比式花兒。如：“阿哥是陽山的棗騮馬，尕妹是陰山的騍馬；白天草灘上一處兒耍，晚夕裏一槽兒臥下。”這裏的阿哥和尕妹被比作在草原上共同奔馳的兩匹馬兒，白天在藍天白雲下一同嬉戲玩耍，夜晚在馬槽中相伴而眠，頗具浪漫氣息。此外，花兒還運用賦的形式敘物以言情。除了一些短章外，花兒中還有一些敘事的作品，多則幾十首組成一個故事片段，少則七八首組成一個故事情節。比如《熬五更》、《十更傳》、《十二月牡丹》等，它們以時間月令為序，十餘首組成一個整體，很具賦的性質。再如近來整理的《尕豆過蘭州》，是一部典型的賦式花兒作品。它不僅全篇采用賦的藝術手法敘述了尕豆過蘭州的經過，而且每一首都基本上直接敷陳其事，徹底打破了前人所謂花兒中沒有長篇敘事詩的說法，為發展敘事花兒提供了寶貴的借鑒。在蘭州“花兒”演唱中，以“花兒皇後”的美名享譽華夏的蘇平是不得不提的。蘇平的演唱高亢、甜美、悠揚的歌聲，會把你帶入天地合一、牛羊攢動、無限延伸的黃土高原和湛藍的青海湖畔，感情自然淳樸，具有時代氣息。她鍥而不舍地對“花兒”進行係統收集和整理，潛心研究這一中國西部獨有的民間藝術形式，成果卓著，她大膽創新、融彙貫通各民族民歌特色，大大豐富了“花兒”的內涵，為弘揚“花兒”演唱藝術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如今，每逢節假日、春季花會，在蘭州的山上、公園、茶社等地都能聽到“花兒”這種高亢悠揚的旋律。
蘭州的文人學者對“花兒”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績更為突出。主要整理著作有張亞雄編寫的《花兒集》（1940），唐劍虹編輯的《西北回族民歌選》（1950），唐劍虹、周健編輯的《甘肅民歌選》（第一輯）（1956），甘肅省文化局編輯的《甘肅歌謠》（1960），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花兒》（1963），雪犁、柯楊選編的《花兒選集》（1980）和《西北花兒精選》（1987），雪犁編選的《西北民歌精粹》（1989）等等。此外，還有許多有關“花兒”的研究論文和專著：論文主要有唐劍虹的《試談“花兒”》（《民間文學》1955年7月），汪曾祺的《“花兒”格律》（《民間文學》1979年第6期），郗慧民的《“花兒”格律與民間文學工作的科學性》（《西北民族學院學報》1980年第1期），張亞雄的《花兒往事及花兒探源》（《雪蓮》文學季刊，1980年3—4期），柯楊的《“花兒”溯源》（《蘭州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黃金鈺的《試談洮岷“花兒”的起源》（《甘肅民間文藝叢刊》1982年第2期），蘇平的《“花兒”的藝術特征及演唱風格》（《民間文學論壇》1983年第4期），郗慧民的《“花兒”的流布》和《“花兒”的襯詞》（《民間文學季刊》1987年第1期、第4期）和李恩春的《論花兒流行中的曲調演變及意義》（《音樂研究》季刊1995年第2期）等等；專著主要有郗慧民的《西北花兒學》（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年8月），魏泉鳴的《花兒新論》（敦煌文藝出版社1991年8月），寧文煥的《洮州花兒散論》（甘肅民族出版社1992年2月）和王沛的《河州花兒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7月）等等。關於花兒的整理和研究現在仍在繼續發展和深入，成為蘭州民間文學的一項重要研究課題。
除“花兒”之外，蘭州當地的民間歌謠也是異彩紛呈。無論是山野之曲，還是裏巷之歌都以其豐富多彩的內容，壯闊沉鬱的風格訴說著這片土地的神奇、苦難、富饒與美好。這裏有膾炙人口的動人情歌，如表現詰問的《貨郎子》、表現讚慕的《相親》、表現相愛的《繡荷包》和表現思別的《山裏的野雞娃》等都是其中的佳作；有多姿多彩的生活歌謠，如表現苦難生活的《窮人歌》，描寫童養媳的《方四娘》，寡婦苦歌《女人種莊稼》，勸世歌《十勸人心》和《女賢良》、新世態歌《花喜鵲》、《活人就怕老難活》和《嫁女謠》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有活潑生動的民間兒歌，如《大拇指》、《大豆歌》、《扁豆扁》、《月亮光光》、《我和張大媽》等都獨具特色，還有以《林英哭湘子》和《王祥臥冰》為代表的頗具傳奇色彩的曆史傳說故事歌謠以及像《點燈經》和《十上香》一類的風俗儀式歌謠等等。這些民歌在蘭州大地上廣為流傳，生生不息，作為蘭州民間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大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