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甘肅境內這幾尊不同材質、不同規格與風格的寺鍾，都是金代的曆史文物。金代是個以女真族為主體的遊牧民族王朝，她是十二、十三世紀崛起於中國北方的一個武力政權集團。從金太祖阿骨打建國，到末帝完顏承麟被蒙古打敗，期間曆經百餘年，版圖深人擴展到中原、江南，其行政建製共有22路，其中在今甘肅境內的就占2路，即熙秦路和慶原路。這兩路地方所屬，大體相當於現在的隴東、隴西。
金朝的熙秦路是在北宋的熙河路、秦鳳路的基礎上劃定的，金熙宗皇統二年（1142年）熙州改為臨洮府，置熙秦路總管府。到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又將熙秦路分置為臨洮路和鳳翔路。臨洮路屬下有臨洮府、積石州、洮洲、蘭州、鞏州（今隴西）、會州（今靖遠）、河州(今臨夏地區）等七大州地。鳳翔路屬下有鳳翔府（今陝西鳳翔）、德州府（今甘肅靜寧）、平涼府（今甘肅平涼）、鎮戎府（今甘肅鎮原）、秦州(今甘肅天水）、隴州（今陝西隴縣）等六州地。由此可知，金代的甘肅大部分地區都是在金朝的直接統治下，蘭州地區也是其中之一，因此許多地方的文物古跡無不打著鮮明的金代文化烙印。蘭州五泉山的泰和鉄鍾，靈台明昌寺的大鉄鍾，寧縣普照寺的貞元銅鍾，慶陽慈雲寺的女真文鉄鍾，都是金代曆史文化的具體見證。
鑄造鍾鼎，彪炳功德，弘揚佛法，或者作為祭祀禮器，本來是漢民族封建社會農耕文化文明的表現，體現的是克己複禮，安居樂業。它與遊牧民族崇尚武力，馳騁天下的草原遊牧文化有很大差別。然而，曆史的腳步伴隨著奴隸製社會女真人的長驅直人，兩種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從國家體製到生產生活關係，無不發生劇烈的變化和深刻的重組。
於是，漸次出現了一種“華夷同風”，相互兼容的新型民族文化。這種文化吸取了漢民族尊儒重教的傳統，強化了國家政權。而繁瑣的禮儀和N奢不等的等級製度，雖然弱化了遊牧民族剽悍強健的性格，卻促進了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的互補，使之具有多重民族文化的特征。由此出現了鑄造鍾鼎，弘揚佛法，或者在陵墓中裝飾二十四孝圖的磚雕碑刻的文化現象，也就屢見不鮮了。
蘭州是西部邊塞重鎮，尕小的她從各個曆史時期走來，無論是“擊鼓其鏜，踴躍用兵”，還是“黃鍾大呂”“百獸率舞”，都曾在這片色彩斑斕的土地上漫溢。豐富多彩的華夏民族文化，讓那些穿越時空的華音美韻，如同這蘭州的泰和鐵鍾，悠長遼遠，綴滿雋永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