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自相矛盾中，聯邦通訊委員會幾乎不可能吊銷任何人的執照，不管他的行為有多麼的惡劣。最突出的案例是在1964年，關於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WLBT電視台的執照問題。這家電視台一直以來隻播放有關這個城市黑人社區的一些負麵的、汙穢的內容，因此，該台的申請遭到基督教聯合會傳播處的反對，該聯合會與傑克遜市圖格魯學院有關係。聯邦通訊委員會找到了否決這項申請的理由，隻給了該電視台為期一年的臨時執照，並要求其在一年時間內改進節目。可是最後，臨時執照還是順利的換成了永久執照。於是，教會將此事告上法庭，1969年，在被任命為首席大法官之前的最後一次審判中，哥倫比亞特區巡回法院的沃倫·伯格法官最後判決：聯邦通訊委員會收回WLBT電視台的執照，將執照頒發給其他電視台。
也是在1969年，聯邦通訊委員會的一個7人委員會，以3比1的比例否決了波士頓WHDH電視台的更新執照申請。毫無疑問，一部分原因是為了糾正過去的一個錯誤，因為該台的執照是1950年代通過賄賂得到的，但是公開的原因，則是因為這家電視台的所有者是波士頓《先驅旅行家報》。根據該州規定，報社不能同時擁有廣播電視執照。當時，尼古拉斯·約翰遜委員認為：“更新執照時執行的標準，應該與審查新的執照申請者所采用的標準相一致。”在其他場合，約翰遜委員也曾經說過，委員會在審查各種新執照申請時的行為，就像從一頂帽子中抓鬮一樣。他的觀點實際上使大多數委員會委員，或者說使某個富於進取的委員開了竅。許多聯邦通訊委員會的委員們都會威脅說，下次更新執照時某個電視台的名字將不會從帽子裏被拿出來，以此迫使電視台業主按照他們的意誌行事。
電視台業主們對有關WHDH電視台的議決感到非常不安。在他們的努力下，有22名參議員和118名眾議員共同提出了一項議案，來阻止聯邦通訊委員會吊銷那些提供良好服務的電視台的執照。隨後，聯邦通訊委員會經過考慮，於1970年1月發表了一項“政策聲明”，聲稱在進行執照更新審查時，對於那些能夠滿足當地公眾興趣與需要的電視台，委員會將不再召開聽證會將它們與新申請者進行比較了。約翰遜委員不同意這種方式，他說：“這可能不會有人反對，但是，這種方式將剝奪美國人民所享有的正當權利。”不過，他還是對這種方式表示了諒解，他這樣評價他的同事：“他們確實努力了，因此，我的反對中也包含了理解、困惑和悲哀。”1971年，哥倫比亞特區巡回法院的J·斯凱利·賴特法官推翻了這項“政策聲明”，要求在更新執照時，對所有有問題的執照持有者舉行聽證會。賴特法官擅長寫出這樣的意見書：我知道我不能影響事情的發生，但在這裏，我要指出你的臭腳；而且行文時還要加上重點號（最能體現賴特風格的傑作是，他曾經促使華盛頓90%受歧視的黑人公立學校正常運作）。在這些激烈的爭執中，有一個事實無人提起，很容易被忽略，這就是：不論哪一家電視台獲得執照，電視網節目都會占去觀眾收看該電視台85%的時間。
當然，僅僅因為更欣賞另一家電視台的承諾或者出於政治關係考慮，便吊銷某一家電視台的執照，沒有任何一家法院會支持聯邦通訊委員會這樣做，賴特法官也不會。1967年，身為委員會主席的羅塞爾·海德曾經指出：“擁有執照雖然不意味著擁有財產權，但卻擁有許多程序上的優先權。”在聽證會召開前，那些申請者為了競爭、為了通過聽證會程序而進行的準備工作，可能會花掉數萬乃至數十萬美元。這對於那些揚言要與人競爭申請執照的團體來說，變成了一項有利可圖的工作，通常不需要太大花費就可以開始這種挑戰（盡管某些團體的開支可能非常昂貴，例如，紐約傳播論壇組織為了從紐約《每日新聞》手中爭奪11頻道的執照，就花費了20萬美元）。這些團體爭奪執照的花費，可以由像福特基金會或者斯特恩家族基金會一類的組織來資助。約翰遜委員在他的《如何對你的電視機說不》一書中，專門介紹了如何將這些資金用於競爭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