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治上看，所謂電子影像構成現實世界的替代物，這種說法是十分幼稚的，就像早期
人們認為電視揭示了事物真相一樣。現在沒有一個政治人物能夠擁有像沃倫·G·哈丁、安德魯·傑克遜或者奧古斯都大帝這些政治家們那樣高大的形象，他們生活的年代遠在電視出現之前，但是，現在人們對於政治家的熟悉程度卻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電視在我們這個如此幅員遼闊的國家中建立起統一的文化（顯然在這一點上，蘇聯和美國是一樣的）。這完成了全國性雜誌此前三代人的工作，盡管我個人強烈希望情況並非如此，但是，電視還是一下子就使大眾雜誌的社會功能過時了。最終，社區的美國化實際上大大削弱了一個多元社會中的特異組織，諸如索科爾體育協會、哥倫布騎士團、黑人教堂、產業工會會議廳、美國革命女兒會、社區政治俱樂部、三K黨等等。在一般人看來，電視對地方性事件的低調和對全國性事件的高調，使許多人處於一種“無能為力”的苦惱中。
第四，電視使人們對新事物的認識變得更容易、更迅速，這加快了新產品的生產和消費。由於電視廣告的特性，生產商對於產品的外觀及包裝也更加關注。但是，在1970年代，（拋開廣告要到達最大受眾群的壓力不談）電視廣告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文化影響，這一觀點並未得到人們的認同。令人驚奇的是，在歐洲，盡管電視廣告相對來說要少得多，但是所有美國化的標記——從高速公路上的美式小吃店，到洗碗機，到超市，到那些流鼻涕的小孩子——都迅速地在歐洲出現。1950年代，一場廣告運動蓬勃興起，電視廣告使得清洗劑、頭痛藥、人壽保險、發膠、空中旅行以及其他的新商品得以迅速推廣；而到1960年代末，這場運動卻銷聲匿跡了。電視廣告就如同印刷廣告一樣，在大多數人生活的大部分時間裏，成為牆紙的一部分，這也許證明了，人能夠適應一切。
毫無疑問，電視廣告的目的仍然是銷售商品。電視廣告比其他媒體廣告更有效、更經濟，它的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亦使之成為新商品在搶占已經擁擠不堪的市場時，不可缺少的利器。另外，由於高質低價視頻設備的出現，使得地方電視台可以為本地零售商製作和播出專業水平的廣告。1970年，當經濟出現衰退時，廣告播出費用降低，那些食品連鎖店、百貨商場便開始將廣告從報紙版麵上撤出，轉而投向電視，經常在電視上做一些削價商品廣告。這種電視廣告在吸引顧客方麵極其有效，因此，盡管當時正處於1970～1971年經濟衰退時期，這項業務卻迅速地發展起來了。未來10年，地方電視可能會使大型都市報的地位下降，就像1950年代和1960年代電視網電視侵蝕了《星期六晚郵報》、《展望》等雜誌一樣。事實上，報紙作為惟一一種有可能反映社區各部分情況的媒介，其廣告費受到電視侵蝕的現象並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關注。尤其是，聯邦通訊委員會選擇了一個錯誤的時機，反對報紙參與廣播電視業務：1970年代，如果聯邦通訊委員會能夠鼓勵地方報紙開辦當地電視台，也許其公共政策會更加明智。
如果有人在電視上登廣告聲稱自己有治愈癌症的藥物，他出售的也許大部分是蛇油，這種現象依然存在。當然，這意味著電視廣告需要一定的規範，但是，對於普通的日常用品廣告，我們不應當采取學術批評家那樣嚴格的態度。目前，一個品牌取代另一個品牌成為市場占有之冠，這一現象似乎比鼓勵增加某種產品的消費總量來得更加明顯。1971年，香煙廣告被禁止在電視中播出，而美國香煙的銷售量反而上漲。不少人認為，電視廣告總是促使人們購買、購買、購買，去購買那些如果不看廣告就不會去購買的商品，而J·K·加爾布雷思則認為，電視廣告就像轉經輪一樣，有時有效，有時卻行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