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２日，夜漸深。黃永勝正在廣州軍區留園主持召開軍區黨委會。午夜１２時後，軍區一號台接到北京周恩來總理辦公室的來電，要黃永勝接電話，一號台立即把電話接轉到留園。正在會議室外電話機旁邊值守的，是他的警衛參謀李學金。
文化大革命以來，黃永勝已經習慣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這些中央領導連夜工作的傳統，經常搞到白天黑夜顛倒。他再三交待身邊的工作人員，不論什麼時間與地點，隻要是這３位領導同誌的來電，必須立即通知他。所以，李學金聽見總理秘書周家鼎在電話裏說，周總理有急事要找黃永勝同誌接電話，就馬上告知了正在開會的黃永勝。
黃永勝離開會場，急步來到電話值班室，拿起電話機。“總理，我是黃永勝。”跟總理通話雖是經常的事，但黃永勝心中始終帶有尊敬和親切的感覺。
電話聽筒裏傳來周恩來那特有的口音：“永勝同誌，請你馬上趕到北京來，我已叫吳法憲派了專機去，你帶上項輝方和一個機要秘書、一個警衛員，飛機在廣州一降落連夜起飛來京。”
總理讓他帶上項輝方，而且指明隻帶兩個隨行人員，黃永勝心裏有幾分奇怪，連忙問：“總理，可以告欣我是什麼事嗎？”
“嗯！是商量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人選問題，這件事主席催了，不能再拖。我讓吳法憲、邱會作到機場接你。我等你。”
黃永勝感覺事情決不是湖南革委會人選這麼簡單，似乎不大尋常．但是軍人習慣，使他應對所有突然事件都安之若素。他中斷了參加會議，趕回位於達道路１７號的家中，拉著項輝方連忙收拾隨身行李．隨行人員也準備好了攜帶的文件、物品。離專機降落還有一段時間，項輝方勸他抓緊時間睡一會兒。
“不睡了，總理肯定有急事，不然總理不會連夜派飛機來，我就坐在這裏等，飛機一降落立即去機場。”黃永勝堅定地說。
黃永勝帶著妻子和兩位工作人員降落在北京西郊機場時已是３月２３日白天。他可沒想到這一次到北京，使他後半生的命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
黃永勝一出機艙門，吳法憲、邱會作兩位老戰友一臉嚴肅地迎上來。沒有客套，吳法憲直入主題地說：“老黃，坐我的車。總理讓我陪你去人民大會堂，項輝方坐老邱的車去京西賓館休息，咱們車上談。”老軍人之間對話，一句廢話都沒有。
黃永勝從廣州帶來的秘書王植軍、警衛參謀李學金上了一輛伏爾加轎車，跟隨在吳法憲的大紅旗轎車後麵，一路向位於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開去。
同樣是一身軍裝的項輝方跟邱會作上了另一輛大紅旗轎車，向機場外開去。車上，平日很熟的邱會作明顯不想說話，兩人之間隨意聊了兩句沒營養的家常話，邱會作就閉口不言了。
項輝方原先在１９５４年按照國防部的命令，像許許多多老姐妹一樣退出現役，脫下了軍裝，自然沒有在１９５５被授軍銜，但還是被授予了三級自由獨立勳章和三級解放勳章。轉業後她進入教育係統，擔任廣州八一學校的校長，忙東忙西，忙裏忙外，一時桃李滿天下，被學校的孩子們尊敬地稱為項媽媽、項校長。１９６５年解放軍取消銜製，她又重新穿上軍裝，回到軍隊，任廣州軍區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又被上上下下稱為項主任。她是個組織原則很強的人，此刻坐在邱會作的車上，盡管一肚子的不明白，邱會作不講她也不問，就這樣汽車在北京大街上“刷刷”地奔馳。陽光之下，北京市郊到市裏，到處是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在全國各地都鋪天蓋地，而且每天產生的中國特產。上麵許多被打了叉或故意顛倒過來的名字，多是項輝方熟悉的老領導、老戰友、老熟人，斑駁陸離地汙染著這個古老的都市。看著遠處天邊的白雲，一夜幾乎沒睡的她，心裏像被亂草堵住一般亂糟糟的。
進了京西賓館已為她準備好的房間，邱會作命令似地交代：“老項，你在這休息，不準打電話，不準見人，不準外出。”
一連聽見三個不準，項輝方愣了一下。忙問：“邱部長，發生什麼事了？”。
“不能說。現在情況很複雜，要謹慎，這是為你好！”邱會作交代完了，匆匆離去。
黃永勝上了吳法憲的車後，車一開，他就急忙問到底叫他來北京是什麼事？車外的陽光與路邊的陰影，透過紅旗車的窗簾一閃一閃，快速地從吳法憲胖胖的臉上掃過，跳眺撲撲的有點詭譎。黃永勝覺得吳法憲似乎輕輕歎了口氣後，聽見他回答說：“現在不能講，有紀律，到了，你就知道了。總理他們在大會堂等你。”
進了人民大會堂，在警衛人員引導下，黃永勝和吳法憲進到一間大廳裏。這時，李學金聽見總理衛士長對旁邊的人說：“新總長到了。”
房間四周擺滿了沙發，在中央又擺了幾張椅子圍成一個半圓的弧形，弧形對麵正中擺了一張單獨的椅子。半孤形的這些椅子上坐著周恩來、吳法憲、葉群、楊德中等，正在說著什麼。引路的警衛人員上前對周總理耳語了一下。周恩來轉過頭來對黃永勝、吳法憲兩人點了一下頭。黃永勝趕緊上前大聲說：“總理、葉主任，我到了。”周恩來示意兩人坐在半弧形這邊。一會兒，邱會作也匆匆到了。
這時，周恩來對房間內的警衛人員作了個手勢。他們幾人對麵的一道門的門簾被掀開，楊成武在兩名身材高大的軍人的伴隨下，走了出來。顯然他也是一夜沒睡，眼泡有些腫，臉色蒼白，精神非常萎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