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工記·匠人》中的“營國製度”一節，追述了周王朝營建都邑的製度，將城邑建設體製分為三級：王城、諸侯城（諸侯封國的國都）和都（宗室、卿大夫的采邑）。著重記述了王城的規劃製度，包括主要的形製規模，城門數量，交通幹道網絡，宮、朝、市、祖、社的布局，以及前朝後寢製度等方麵。其次，分述夏後氏“世室”、殷人“四阿重屋”和周人“明堂”的建築設計。同時，還記載了王城的幾項營建製度，如朝市的規模、宮門、城牆、道路的規格等。最後，還規定了禮製營建製度，侯國和封邑要參照王城的標準，按一定的差額逐級降格建築，等第分明，不得逾越。
在三級城邑之中，以王城的文化品位最高，其平麵的形製取方形，城域之中的幹道呈“九經九緯”布局，即縱道和橫道各有九條，全城平麵為規整的幾何形。這種平麵布局，在文化上源自井田理念。
周代的井田製是在殷商井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是奴隸主對田地的一種占有方式與製度。與周代王城形製關係密切的，是《考工記》中所記載的“九夫為井”的井田製度。九夫為井是指一“井”“夫”《說之麵積為九個一百畝，指土地麵積單位。
文》裏稱“八家為井”，指八個農業奴隸居住、耕作於一塊井田的四周的土地，每家為一夫（一百步見方），並且同養（耕作）井田中央的一夫（一百步見方的公地）。所以，“八家為井”實際就是“九夫為井”，是指八家構成一個井田單位，而不是說八家共用一口水井。在井田中，農夫就近居住耕作，於是就出現了居民點，這便是“宅”。“宅”的組合，就成為“邑”。隨著私有製的發展和井田中央那塊公地的消失，產生了一種新的經濟因素—
—以物易物的“市”。所以，後來
有“市井”這樣的說法，說明“市”是從井田的“井”中發育誕生的。
《周禮·考工記》所說的王城及其規劃觀念，即來源於“九夫為井”的井田製，其《匠人》篇所記述的王城製度的幾何方格，實際上是原始農業井田製的一種城市化。
《周禮·考工記·匠人》的原文如下：
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麵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後氏世寶，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幾，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塗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個，闈門容小扃參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應門二徹參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製五雉，宮隅之製七雉，城隅之製九雉。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門阿之製，以為都城之製；宮隅之製，以為諸侯之城製。環塗以為諸侯經塗；野塗以為都經塗。
這段話的大意是：匠人營建王城。九裏見方，每邊設三門。城中主要的道路，南北幹道三條，每條三塗；東西幹道三條，每條三塗。經緯塗道寬等於九軌（兩轍之間的寬度為一軌，一軌約八尺）。王宮的布局，左麵是祖廟，右麵是社廟，前麵是朝廷，後麵是市集，市集和朝廷各一百步見方。夏後氏的世堂（帝王的宗廟）正堂的南北進深十四步，堂寬比進深多四分之一。五室布局，可概括為三個四步，四個三尺。台階共九級。四邊各有兩窗分列門戶左右兩旁，以白灰粉刷牆壁，飾成宮室。門堂（門側的堂）的尺度是正常的三分之二，門堂的室進深為正堂的三分之一。殷人的重室，堂南北進深七尋，堂基高三尺，重簷廡殿頂。周人的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的地方），以長九尺之筵（墊底的竹席）為度量單位，東西寬九筵，南北進深七筵，堂基高一筵。五室，每室長、寬各二筵。室內以幾為度，堂上以筵為度，宮中以尋為度，野地以步為度，道路以軌為度。廟門可容大扃（貫通鼎上兩耳的舉鼎橫木）七個，闈門（廟中的門）可容小扃三個，路門（寢宮區的總門）稍狹於五輛乘車並行的寬度，應門（王宮的正門）相當於三輛車並行的寬度。路門之內有九室供九嬪（帝王的妃子）居住。路門之外有九室，供九卿（王的卿士）處理政事。把國城分為九分，分別由九卿來治理。王宮門阿（門的屋脊）規製高五雉（雉，長三丈，高一丈的版築牆），宮隅（宮城的四角處）規製高七雉，城隅（城角）規製高九雉，經塗（道路）的道寬九軌，環城之道寬七軌，城郭外的道路寬五軌。王子弟、卿大夫采邑城的城隅高度，取王宮的宮隅高度（七雉）。諸侯的經路，取環城之路的規製（七軌），王子弟、卿大夫采邑的經路，取野外之路的規製（五軌）。
“匠人營國”，所謂“國”，即指“城”，營國就是營建城邑。西周有封國建侯製度，封國意味著作邑作邦，建立城邦國家。營國包括建城池、宮室、宗廟、社稷，並規劃所屬的田地和農業奴隸的居邑，即所謂治野。那時建一座城，實際上是建立一個以城為中心，連同周圍田地所構成的城邦國家。建城實為建國，通常也就稱城為國。在《匠人》中將城邑分為三級，即王城、諸侯城、。
“都”王城即是王國的首都，是全國宗法血緣統治網的中心，列為第一級城邑；諸侯承王命，又以政治和宗法的雙重身份，在他們的封地疆域內營建國都，構成宗法血緣統治網的一大據點，成為第二級城邑；宗室及卿大夫受采邑，秉承上命，同樣以雙重身份，建置采邑“都”，作為第三級城邑，在采邑內建立小型的城邦國家。正是這樣一個按照宗法與政治相結合的統治原則，以三級城邑為據點，編織成了一個自上而下遍布全國的統治網。而《匠人》著重敘述王城規劃製度，其餘兩級城邑，則參照王城的基本結構，按禮製營建製度來規劃。
《考工記·匠人》中的營國製度在我國城市規劃史上有著繼往開來的作用，對我國古代的城市規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自東漢以後，直到明清的一千九百年間，我國都城規劃基本上都繼承了營國製度的傳統。
宗廟是帝都中最重要的建築之一，所謂“左祖右社”的“祖”，指的就是宗廟，它的位置應當在整個帝都的東部或東南部，即左邊。西周時期的宗廟文化已經相當發達。據考證，陝西周原岐山鳳雛村的西周宗廟遺址和扶風召陳宗廟遺址，是迄今已發現的西周宗廟建築的典型遺存。
周代是古代宗法製基本成熟的曆史時期。所謂宗法製，指以血緣為紐帶、以嫡長子為大宗、以男性家長為尊所構成的社會政治倫理與典章規範的文化製度，有大宗、小宗即殷之所謂大示、小示之別。先王的嫡長子為法定之王位繼承者，一旦登上王位，為全國大宗，先王之次子即為小宗；次子有分封為諸侯者，在他自己的封地為大宗，其嫡長子登上諸侯之王位，又為諸侯國之大宗，其次子又為小宗如此層層疊疊，依次而下，構成寶塔形的宗法社會的網絡結構，其等級森嚴而呈超穩定態勢。《詩經》所謂“君之宗之”，是說周族不僅以公劉為君，而且公劉是周之大宗；又說“本支百世”，是指文王既為國君，其嫡長子係的後嗣便是世襲的百世不斬的大宗。《詩經》又有“既燕（宴）於宗”，宗室牖下”這是指祭祖之事。於是從全國最高的帝王“於以奠之？的詠歎，世家到平民百姓，都有他們的先祖大宗需要祭掃，各種品位不同的宗廟建築便應運而建，可謂祭祖之風大熾，宗廟遍於域中。
早在殷代，宗廟文化已初現端倪。在具有大屋頂的建築物裏供奉著神主，神主象征死去的祖宗，表示對男性祖先的頂禮、崇拜，這便是宗廟文化。
當然，所謂“殷之親親，周之尊尊”，殷代的宗廟文化與周代還有些差別。
這便是，同樣都強調血緣親情、強調對祖宗的崇拜，而與殷代相比，周代的宗廟文化更突出其政治倫理意義，即偏重於“尊尊”（尊其所尊）。
西周岐山鳳雛村和扶風召陳宗廟遺址的發掘，使我們對周代宗廟有一個感性認識。尤其是前者，其規整的平麵布局、對稱均齊的形製，以及可以推想的尺度較大的空間造型，從中可以領略到服從於政治、倫理的嚴肅的理性和對祖宗無可比擬的虔誠的情感，這也是中國古代最典型的文化表現。古人雲：“宗者，尊也。廟者，貌也，仿佛先祖之尊貌也。”祖廟的建造，完全出於尊祖的需要、一種後人在精神上的對祖先神的依賴。為達此目的，宗廟在整個帝都、王城的總體規劃、設計與建造中處於優先與突出的地位。在文化品位上，它起碼是與宮殿建築並駕齊驅的。古人雲，“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可見其對宗廟的重視了。在周代帝都中的宗廟，都具有空間尺度大、用材精與技術新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