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趙石虎將銅雀台增高兩丈，同時在樓上造五層樓閣，高十五丈，樓三台遺址頂置一銅雀，狀若展翅起飛。今河北臨漳西南鄴鎮三台村，還留存銅雀台遺跡。銅雀台南為金虎台，築於建安十八年（213年），高八丈，有房屋一百零九間。銅雀台北為冰井台，築於建安十九年（214年），高八丈，有房屋一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煤），又有粟窖、鹽窖，以備不測。三台相距各六十步，上有閣道（即浮橋）相連。而閣道是活動的，可以任意裝卸，安裝後則三台相通，拆卸後則各自獨立，壁壘森嚴。三台“巍然祟舉，其高若山”，建築十分雄偉。正如《魏都賦》所謂“三台列峙以崢嶸”，“擬華山之削成”。園內還有武庫、馬廄和糧倉等。三台既是生活起居、遊樂歇息之地，也是堅固的軍事堡壘和政治權威的象征。
東西大道以南為鄴北城的南半部，有南北向的三條幹道。中間的一條大道位於中軸線上，兩邊各有一條，把城南分為四個區域，都屬於居民區。居民區裏坊之間設有三市，是居民進行貿易活動的地方。《魏都賦》記載了鄴都繁榮的商業活動情況，四方土產、百貨紛陳，布帛桑麻、果蔬酒醇，衣食住行，無所不備。市中還有製造各種手工業產品的作坊，說明了鄴都的手工業也十分發達。城內還營建了官邸客館，接待四夷使臣和公私旅客。
城市利用漳水作為水源，在城西十裏築漳渠堰，引水東流到銅雀台，通過地下渠道進入城內，稱為長明溝，再分成許多支渠，沿街溝渠夾道相通，水流清澈，青槐遮蔭，猶如長廊，曹操《登台賦》中的“引長明，灌街裏”，就是指這條渠道。渠水流經宮城、南北裏、石竇橋、建春門，出東城和洹水支流新河彙合。
建安文學與“鄴中七子”
曹操是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同時他在文學、音樂等方麵也具有卓越的才華。據說他在三十多年的征戰中，手不釋卷，白天講述打仗策略，晚上思考書本內容，登高必定作賦，寫出來的詩都琅琅上口，通俗易懂。
東漢末年，政治動蕩，上層文人不可避免地要卷進複雜的政治漩渦之中，依附於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團，如著名的文人陳琳、王粲都為曹操的敵對集團服務過，陳琳是袁紹的的筆杆子，為他草擬過著名的《為袁紹檄豫州》，指責曹操狼子野心，結黨營私，篡權奪國，羅織罪名，陷害忠良，殘殺百姓，挖掘墳墓，盜取財寶等種種罪行，並且還罵了曹操的父親和祖父。袁紹失敗後，陳琳歸附曹操，曹操卻沒有計較，仍舊將他收羅在自己的手下，說明曹操的心胸還是開闊的。曹操的兒子曹丕、曹植倆兄弟，在文學上也有很好的天賦。他們地位雖高，對文人卻也能平等相待。這樣，使那些追求功名利祿的文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聚集在了曹氏父子的周圍。這些人“攀龍托鳳，自致屬車（帝王出行的從車）者，蓋以百計”，形成了鄴都文學集團，使鄴都成為文學中心。
建安時期，我國的文學進入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時期，湧現出了無數的詩、賦、文和文學評論，流傳到現在的千百件作品中，有些至今仍然放射著光芒。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就是三曹七子，“三曹”指曹操、曹植父子；曹丕、“七子”指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七人。七子是曹丕提出來的，他還將他們的文章一一做了點評。由於他們創作的興盛時期是在建安年代，所以稱為“建安七子”，而這些人又大多活動在鄴都，所以後人又稱他們“鄴中七子”。鄴中七子，除了孔融在建安十三年為曹操所殺外，曹氏兄弟經常和他們歡宴聚會，出門車輛相接，入室則座位相連，時刻形影相隨，在歌舞音樂中，傳杯飲酒，賦詩唱和，切磋文章，陶醉在貴族式的文化氛圍之中。但是，好景不長，建安十七年（212年）阮瑀亡故，二十二年王粲去世，同年發生的一場大瘟疫，相繼奪去了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的生命。至此，建安文學的代表人物隻剩下曹丕、曹植。建安文學是我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上的高峰之一，是我國寶貴的精神文化財富。
曹操死後，太子曹丕即位，不久廢除漢獻帝，自立為帝，改國號為魏，是為世祖文帝，改元黃初。黃初二年（221年）曹丕遷都洛陽，將鄴作為北都，與長安、洛陽、許、譙並列為五都。曹丕遷都洛陽時，還帶走了一部分鄴城士民，這些人不願意離開自己的家鄉，當行至安陽西南的一高崗時，都回頭遙望，所以後人稱此崗為愁思崗，時至今日，此崗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