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聽了，很是惱火，他萬沒想到諸葛亮會這麼小看他，不禁生氣地反唇相譏反唇相譏：受到指責不服氣，反過來譏諷對方。道：“既然像您所說的那樣，那麼劉將軍為什麼不投降曹操呢？”
諸葛亮理直氣壯地回答：
“漢初的田橫，不過是齊地的一位壯士，他尚且能守義而不屈（注：田橫為秦漢間田齊的宗族，漢高祖劉邦稱帝後，他不願稱臣，率領徒屬五百餘人，入居海島；劉邦使人召請，他不從，最後自刎而死），何況劉將軍是王室的後代？他的英雄才氣，蓋世無雙，天下的士人都仰慕他，就像水歸大海一樣。若真的大事不成，那也隻是天意，哪能夠屈辱投降曹操呢？”
這一來，孫權可真的是被激怒了，他再也忍耐不住，勃然變色地說：“我也不能以江東之地和十萬之眾，受製於人，我決心抗擊曹操了。”
孫權的話雖然說得很硬氣，但他清楚自己一方的兵力，而劉備又剛剛在當陽吃了敗仗，又有多大的能耐呢？他不禁又懷疑地對諸葛亮說：“固然現在除了劉將軍，沒有人能夠和我共同抵抗曹操。但劉將軍戰敗之後，還能抵擋得住曹操嗎？”
針對孫權的懷疑，諸葛亮滿懷信心、胸有成竹地向孫權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他說：
“劉將軍雖然在長阪（bǎn）戰敗，但現在部下陸續歸來的，以及關羽、劉琦率領的江夏之軍，總共不下兩萬人。曹軍兵力眾多，但遠道而來，長途跋涉，為了進行追擊，一日一夜行軍三百多裏，早已疲憊不堪，像一支飛到盡頭的箭，連穿透一層薄薄綢子的力量都沒有了。況且北方人不習水戰，更是曹軍的一大弱點，還有，荊州的民眾暫時歸附曹操，那是迫於兵勢，並非心服。”
最後，諸葛亮鼓勵孫權說：
“現在孫將軍您真能派出猛將，帶領數萬大軍和劉將軍聯合起來，同心協力作戰，那就一定能夠打敗曹操。曹操兵敗之後，必然向北方撤退。這樣，荊州、江東不但都能安然保全，而且勢力大大增強，那麼天下鼎足而立的局麵就形成了。成敗的關鍵，在於今日，孫將軍您切不可坐失良機。”
諸葛亮的分析清楚透徹，說得孫權滿心歡喜，愁眉頓展，增強了他戰勝曹操的信心。但當時的孫權集團內部，主戰派與主降派的鬥爭非常激烈，尤其是主降派的代表人物張昭，在曹軍氣勢洶洶的威逼下，更是嚇破了膽，力主不戰而降，而當時主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周瑜，他正奉命去鄱（pó）陽調集水軍，不在柴桑，主降派的呼聲更是甚囂塵上甚囂塵上：原形容軍中作戰的倩況。後形容眾人議論紛紛。今多形容某種論調囂張。這種情形，使孫權感到無所適從。
在魯肅的建議下，孫權迅速從鄱陽召回周瑜。周瑜回來之後，力排眾議，並信心十足地對孫權說：“請將軍給我精兵數萬，進屯夏口，我一定為將軍擊破曹操！”周瑜堅決抗曹的態度，感染了孫權，孫權下定決心迎擊曹操。在召開江東文武大臣的會議上，孫權毅然抽出寶劍，砍掉奏案上的一角，斬釘截鐵斬釘截鐵：比喻說話做事果斷堅決。地說：“如果有誰再敢說向曹操投降，就和這個木案一樣！”
在此期間，由於魯肅的引見，周瑜會見了諸葛亮。諸葛亮向周瑜提醒說：“孫將軍雖然下了決心，恐怕還有反複，因為此處主張投降的勢力還很大。依我之見，公瑾（周瑜字）還得再向孫將軍說說，主要是把曹軍兵馬多寡的實際情況再說清楚明白，讓孫將軍放心。”
周瑜很重視諸葛亮的意見，當天夜晚立即進見孫權說：“據諸葛先生了解，曹操所稱80萬水軍完全是恫嚇（dònɡhè）恫嚇：嚇唬。之詞，實際兵馬超不過20萬，並且已是疲憊不堪，而荊州降兵，對曹操尚存狐疑之心。這樣看來，曹軍人數雖多，一點兒也不可怕。隻要與劉備將軍聯合起來，打敗曹操是沒有問題的。”
周瑜一席話，更堅定了孫權抗擊曹操的決心。就這樣，孫、劉聯合抗曹的局麵正式形成了。
孫、劉聯盟的實現，是由當時的政治軍事鬥爭形勢所決定的。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孫、劉聯盟是雙方與曹操爭存亡的共同願望。孫、吳聯盟局麵的出現，不能不歸功於諸葛亮、魯肅、周瑜的卓越識見。而諸葛亮在這關鍵時刻前往柴桑，向孫權反複陳說利害，促進了孫、劉聯盟的實現，這對戰爭的結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出使柴桑、遊說吳主這場活動中，諸葛亮顯示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軍事家的遠見卓識，也表現了他出色的外交才能。
孫權和劉備結盟後，他們的軍隊在赤壁（今湖北省蒲圻縣西北）大敗曹軍。這場戰爭的實踐，充分證明了諸葛亮、魯肅、周瑜等的分析和論斷是科學的、英明的。諸葛亮在赤壁大戰前後，還有過哪些活動，史書上沒有記載，因而無法查考。但作為劉備一方的主要決策人物諸葛亮，他不可能不參與一些聯軍作戰問題的討論和協商，提出作戰的主張和建議，比如戰爭的主要形式是利用進行火攻等等，諸葛亮很可能參與了計謀。至於像《三國演議》上所描寫的“舌戰群儒”、“草船借箭”、“披發仗劍”、登壇借東風等等帶有傳奇色彩的故事，那就完全是小說家的藝術創造罷了。
以法治蜀令出必行
赤壁之戰後，劉備占有荊州不少地方，以後又從劉璋手中奪得益州，從曹操手中奪取漢中，力量發展非常快。此間，諸葛亮為劉備鎮守後方，安撫民眾，供給軍備糧草以及兵源，為蜀漢政權的建立，作出了很大貢獻。
劉備死後，劉禪繼位，諸葛亮被封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蜀漢的政事，不論大小，都由諸葛亮一手處置，實際上諸葛亮已成了蜀漢政權的主持者。
“內修政理”是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的策略步驟，在劉備集團跨有荊州、益州、漢中，諸葛亮負責治理西蜀之後，這個問題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來了。
為了維護劉備集團在益州的統治，為了蜀漢政權的長治久安，諸葛亮首先把實行法治擺在“內修政理”的首位。這是針對益州當時“亂”的局麵而采取的強有力措施。
益州原來的政治狀況很不穩定。在劉焉、劉璋統治益州時期，法令鬆弛，政治腐敗，地主豪強和官僚專橫自恣（zì），侵奪百姓，魚肉人民，因而階級矛盾非常尖銳。在公元188年，即劉焉擔任益州牧之時，就曾經發生了以馬相等為首的農民起義。起義雖然被鎮壓，但階級矛盾並沒有緩和，縱容豪強官僚欺壓、侵淩百姓的局麵還是愈演愈烈。
這種嚴重的“亂”的局麵，勢必大大不利蜀漢政權的穩固。嚴厲打擊豪強的不法行為，就是諸葛亮解決“亂”的一個重要手段。而益州地方的土著豪強，正是諸葛亮要著力打擊的對象。
諸葛亮以法治蜀的思想內容，具體體現在他主持製訂的《蜀科》的法典上（今丟失）。在《蜀科》上的相應條文，規定了對蜀土著豪強采取抑製並打擊的措施。而在實踐上，諸葛亮也執法嚴明，依法行事，不避權貴，不徇私情，刑罰有準，輕重比較適當。如對破壞法紀的蜀中豪強彭羕（yàng），堅決鎮壓，毫不留情；對以私廢公、放肆專權的李嚴、廖立等，繩之以法，該罷官的罷官，該刑罰的刑罰；對挑撥是非、妖言惑眾的來敏，堅決予以革職。這些典型事跡，顯示了諸葛亮執法如山、鐵麵無私的政治家作風。相反，對於嚴明奉法、法廉自持的官吏，如蔣琬（wǎn）、費禕（yī）等，則大加褒揚、提拔。
正因為諸葛亮實行法治、打擊豪強的政策，因而引起了地主豪強的不滿和反對，他們攻擊諸葛亮“刑法太嚴”，吵吵嚷嚷地要諸葛亮“減輕刑法”。時為蜀郡太守、揚威將軍的蜀中代表人物法正，對諸葛亮這麼雷厲風行地打擊蜀中豪強也不甚理解，並且站出來替他們說話。他引用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實行寬民之治的事例，寫信給諸葛亮。信中說：“從前漢高祖入關，除去秦朝嚴刑苛法，約法三章，寬禁省刑，關中老百姓，都感念高祖的恩德。如今我們剛剛用武力占據益州，還沒有給地方上帶來恩德，就施用刑禁權威，這是很不好的。按照主、客的關係，我認為應該多施行點恩德，把刑罰、禁令放寬些，以慰藉他們。”
法正的信，引出了諸葛亮著名的反映他的法治指導思想的文章——《答法正書》，書中這樣說：
先生您隻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代的情況是實行暴政，虐待人民，因而逼得人們不得不起來造反。針對這種情況，漢高祖采用了寬刑弛禁的辦法，來減輕人民的負擔，這是對的。現在益州的情況和秦代大不相同。劉璋暗弱，自從劉焉以來，就放縱地方豪強官僚，使他們專橫跋扈專橫跋扈（hù）：霸道囂張，蠻不講理。任所欲為，因而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也就逐漸被破壞了。給這些官僚們以高官，寵愛他們，他們地位高了，反而不覺得可貴；服從他們，施以恩惠，恩惠達到頂點，他們反而傲慢無禮。這就是政治弊病的來源。現在我們以法來威脅他們，法行之後，人們才能夠知道什麼是恩德；限之以官爵，官爵提升之後，人們才能夠知道爵位的尊貴。行法和恩寵相輔並行，上下的次序才能夠維持正常，政治才能夠得到清明（原文見《三國誌·蜀書·諸葛亮傳》裴注）。
這封書信批評了法正看問題的片麵性，批駁他生硬地套用漢高祖“寬禁省刑”的做法。諸葛亮指出：秦時跟現在不同，關東和益州的情形不一樣，現在就是要嚴明賞罰，嚴格按法製辦事，才能徹底糾正劉焉父子遺留下來的邪惡風氣。諸葛亮在這封書信中強調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觀點，拒絕了法正的建議，這是很有見地的。
據《三國誌》注引《魏氏春秋》及《伊籍傳》等書記載，諸葛亮為了整頓吏治，還親自撰寫了《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等法律條例，一條一款羅列分明，使蜀漢大小官員知道務其所“務”、戒其所“戒”、恐其所“恐”、懼其所“懼”，使大家勤於職守，這種“先教後誅”的做法受到當地及後世眾多的頌揚和稱道。
正因為諸葛亮賞罰分明、執法如山，因而即使被諸葛亮懲處過的人，對他還是感恩戴德，口服心服，以至當他去世以後，竟如喪考妣考妣（bǐ）：（死去的）父親和母親。痛不欲生。比如李嚴與廖立二人就是如此。
李嚴（後改名李平），是劉備臨終前與諸葛亮同受遺詔輔佐劉禪，地位僅次於諸葛亮的蜀漢高級官員。在諸葛亮北伐時，他負責供應軍需物資，在軍糧供應不上時，他假傳聖旨要諸葛亮退兵。這種貽誤軍機、弄虛作假的行為被諸葛亮發覺，上書劉禪將他免官為民，流徙梓（zǐ）潼郡。李嚴服罪之後，諸葛亮並不搞誅連家人的做法，還是讓他的兒子李豐照常為官，並且一直做到朱提太守的職位。李嚴聽到諸葛亮病死的消息，不禁悲痛萬分，情急之下，他也發病身亡。
廖立在劉備在世時就擔任長沙郡太守。這個人自命不凡，口出狂言，肆意攻擊蜀漢的朝政，指責諸葛亮，挑撥群臣不和。諸葛亮上表罷了他的官，流放到汶山郡。諸葛亮病死，廖立痛哭歎息地說：“我沒有希望了，恐怕要老死在這邊遠地區了。”
諸葛亮的厲行法治，使蜀漢文武官員大都能兢兢業業、勤於職守，而力戒弄虛作假，幹犯法紀之事，蜀漢政權的工作效率也大大提高了。吏治逐漸得以清明，封建統治秩序逐步穩定，蜀漢的社會經濟得到繁榮，而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安定。史書上記載，說是當時蜀國“道不拾遺，強不侵弱”。史書上的說法當然有誇大的地方，但在三國時期，蜀漢政府是一個較好的政府，這一點是有目共睹的，而諸葛亮治蜀的做法也是卓有成效的。在這裏，我們還可以舉出與諸葛亮同時代及稍後的兩位人物的言論來予以證實。
一位是蜀漢官員張裔。張裔原先是劉璋的謀臣，蜀漢之時，官至益州郡太守。此人雖精明能幹，但他自以為是，總認為別人不對。諸葛亮多次對他進行批評教育，使他受到感動，他由衷地歎道：“諸葛亮公正嚴明，賞罰不分親疏遠近，無功者不能得賞，貴勢者不能免罰，這是人人奮勉的重要原因啊！”（原文見《諸葛亮文集》卷2《與張裔教》）。
另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國誌》作者陳壽。陳壽是西晉時代的史學家，他的父親曾被諸葛亮判處髡（kūn）刑（剃去頭發）。但他在《三國誌》中寫諸葛亮時，還能秉持公心，去除個人恩怨的成見，以公正的史筆評價他。
由此可見，諸葛亮用法治蜀深得人心！
舉賢授能任人唯賢
在推行法治政策的同時，諸葛亮非常重視人才的選拔和任用。他說：“治國之道，務在舉賢。”（《諸葛亮文集》卷3）認為選用賢能是治理好國家的關鍵，是關係國家興亡的大事。在舉賢這一方麵，和厲行法治一樣，他做了大量艱苦而細致的工作。他選拔一些很有才能並忠於蜀漢政權的文臣武將，讓他們擔任郡守、都督、將軍等重要職務，發揮他們的作用。這裏有一個統計數字，很能說明諸葛亮在選拔人才方麵的成效：
《三國誌·蜀書》自諸葛亮及其子以下，有傳者（包括附傳）共有69人。其中有38人受到諸葛亮的提拔或重用。還有龐統、法正、許靖、劉巴、董和等五人因才智過人而受到他的稱讚或推薦。在餘下不曾受到他提升和推薦的人當中，除已去世的劉備的舊屬（如關羽、張飛等）及諸葛亮死後新上台的新人外，所剩就無幾了。
當然，不能說能夠進《三國誌·蜀書》傳記的，個個都是優秀人才，但是能夠進《三國誌》的，應該是擔任重要崗位的人物或是當時頗有影響的人物——這卻是個事實。這樣一些人物，大多是諸葛亮所留意、物色、加以委任的，而他們的政績，大多也是人們所稱讚的，這不能不說是諸葛亮廣攬人才的結果。
如果再綜合《華陽國誌》、《三國誌》裴注、《季漢輔臣讚》等資料來看，諸葛亮用人範圍之廣，更是三國時期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