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學會今天開會的時候，經我的提議，答應拿《亞洲學報》同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出版的《國學季刊》交換。我以前曾把研究所國學門概要介紹給他們，而且對於研究所的組織和進行的目的，也詳細的說過了。這裏的同事們對於這些報告都有極同情的讚許，並恭祝研究所的成功。還有你委托我的事，我已經代表研究所國學門出席於開羅開會的萬國地理學會。當大會開幕的時候，我曾代表所有的外國代表在埃及國王麵前發言。但是你在我的短的演說中，可以看見我並沒有把咱們的研究所忘掉了。（《在開羅萬國地理學會演說》，載《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28日）。）
作為全體外國代表的發言人，伯希和在演說中強調其北大國學門的代表身份，給與會各國學者留下深刻印象，有助於擴大中國新興學術機構的影響。此外，他還允諾將所主持的《通報》近4年各號寄贈北大國學門，並代為向荷蘭出版人方麵交涉減價購買《通報》全份（因後者隻願出售，不肯交換）（參見《劉半農致研究所國學門主任函》，載《北京大學日刊》，第1627號（1925年2月20日）。），又通過羅振玉向國學門寄贈研究中國古學的法文書籍20種，由國學門組織翻譯出版了其中的8種（參見《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重要紀事》，載《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1923年1月）；《北京大學日刊》，第979號（1922年3月11日）。）。
對於中國學術的新進展，伯希和十分關注，認為“李濟、顧頡剛等皆為中國第一流學者”（《吳宓日記》，第5冊，196頁。）。1932年，伯希和因中研院史語所各種出版品之報告書，尤其是李濟所著安陽殷墟發掘報告，頗有學術價值，特於法國考古與文學研究院提議，將本年度的儒蓮獎金贈與該所。此項獎金以法國第一代漢學領袖命名，“贈於在過去一年中關於中國語言、曆史等學最完美之著作”。其意義不但顯示中國學者在考古學領域10年艱辛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公認，更像伯希和專函中研院院長蔡元培所說：“此僅為予等對於中國博學者極微薄的欽佩之表示，同時予等欲在中國極感困難時借此向中國博學者表示同情。”
當時中國正遭受水災和戰亂，經濟困難，學術活動尤感竭蹶，受此鼓舞，蔡元培複函表示各項研究將積極進行，“本所同人當益益勉力，以副期望”（《蔡元培全集》，第6卷，179～180頁。）。1935年伯希和來華之際，還與傅斯年一起專程前往殷墟實地考察。（參見傅樂成編：《傅孟真先生年譜》，37頁，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據說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擬聘伯希和為通訊員。（參見王靜如：《二十世紀之法國漢學及其對於中國學術之影響》，載《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第2卷第8期（1943年8月）。）1937年，洪業獲得儒蓮獎，推薦者也是伯希和。洪業任教於哈佛大學期間，曾旁聽過客座教授伯希和的課，並指出後者關於中國曆史上最早年代記載之說的錯誤，兩人因此成為好友。（參見《洪業傳》，103頁。）
袁同禮代理北平圖書館館長期間，積極培育年輕學人，方式之一，是以交換形式派人到歐美各國學習進修。其計劃得到伯希和等人的響應。1930年7月，北平圖書館禮聘伯希和為通訊員。（參見《北京圖書館史料彙編》上，324頁。）伯氏來華時，曾與袁接觸會晤。為此，袁事先向陳垣索還借用的《元秘史》、《華夷譯語》等書，“擬交伯希和一看，渠日內來平也”（《陳垣來往書信集》，443頁。編者係是函於1933年5月1日，應為1935年。）。經過協商，中國派王重民赴法，法國則派杜乃揚女士（Marie-Robert Guignard）來華。（參見嚴文鬱：《提攜後進的袁守和先生》，載《傳記文學》，第8卷第2期（1966年2月）。）派往倫敦的向達也曾到巴黎看敦煌卷子。盡管他們已是後輩，而伯希和則身兼要職，仍然盡可能給予指教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