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適與對中國地質和古生物學、考古學影響甚大的加拿大解剖學者步達生（DavidsonBlack）、瑞典地質學者安特森、美國古生物學者葛利普（AmadeasWilliamGrabau）、法國地質學者德日進（PereTeilharddeChardin）等人的交往。他曾經以這些外國學者的成就，說明西洋科學方法對於整理國故的重要性：“一個瑞典學者安特森發見了幾處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一個法國教士桑德華（PereE.Licent）發見了一些舊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學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發見了一個人齒，經了一個解剖學專家步達生的考定，認為遠古的原人，這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萬年。向來學者所認為紙上的學問，如今都要跳在故紙堆外去研究了。”（《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見《胡適文存》，第3集，204～205頁。）
1921年，任職中國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安特森在遼寧錦西沙鍋屯和河南澠池仰韶發掘出新石器遺址，一舉改變中國無石器時代的陳說。次年3月，胡適在協和醫院聽其講演石器時代的中國文化，幾天後，又與陶孟和同往安特森處觀其采集的石器、陶器，讚其方法精密，斷案慎重。安氏批評舊日考古學者發掘古物，往往重文字而遺其器物，或重美術而遺其環境，他的方法則重視每一物的環境，將發掘區畫出層次，分別記載各層出品，有問題則皆可複按。這實與20世紀考古學的最新發展相合，而為中國學術界所未曾有。胡適雖不免“不溫故而欲知新”之譏，對貨真價實的新方法的確敏感，即請安氏為《國學季刊》作文記此事原委，並極讚其想為北大開設比較古物學課程的提議。後安特森推薦參與其事的袁複禮撰文《記新發現的石器時代的文化》，載《國學季刊》創刊號，胡適所加按語稱這一發現為“中國古史學上一件極重要事”。他雖不讚同安、袁兩人關於彩陶花樣受西方影響的推測，主張平行發展說，但對安的立論謹慎仍表示佩服，不時讀其新著。（參見《胡適的日記》，302、344頁；《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3年4月1日、9月19日。）胡適和這些人長期保持友誼，幾度出席葛利普的生日宴會，稱讚“此公半生殘廢，而努力作學問，至死方休，真是我們的模範！”1934年步達生猝死，胡適為其英年早逝而傷感不已，直歎“甚可惜”。葛利普逝世後，胡適還購買其手稿贈與中國地質學會，以為紀念。（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31年3月21日，1934年1月9日、3月17日，1936年1月8日，1957年1月15日；《胡適的日記》，523頁。葛利普、步達生、德日進分別為中國地質學會葛氏獎章第1、3、5屆得主。（參見關國煊：《中國地質學會葛氏獎章及其曆屆得獎人》，載《傳記文學》，第48卷第2期，1986年2月））
第四節 歐遊識名家
民國時期的教授走向世界，形式上並非難事，但像胡適有那樣多而且好的機會，卻不容易。這給胡適提供了走出國門深入國際漢學中心的良好機緣，而他也能夠善加利用。
就與歐洲漢學界的交往而言，胡適主要有兩次。第一次是1926年，原計劃7月20日出發，經希臘到英、法和意大利，少則一學期，多則一年，目的是看材料，因為“中國學術材料頗有流散於海外者，從來留學界雖不乏學者，而能對於此項材料加以搜討，則非胡先生莫能勝任！此行深望其能幫助國內學術界，對於此項材料常常通信報告”（《研究所國學門第四次懇親會紀事》，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第1卷第1號。）。後來路線改經蘇俄，這使胡適得到在蘇俄本土接觸其學者的機會。他在致徐誌摩的信中談到與蘇俄科學院總書記（胡適稱為永久秘書）鄂登堡會麵的情況，後者告訴他，蘇俄政府“每年津貼科學院四百萬盧布，今在科學上努力的有六百人之多”。“一切科學上的設施，考古學家的大規模的探險與發掘，政府總是竭力讚助的。”因而相信“蘇聯並不是輕視純粹科學與文學”（《歐遊道中寄書》，見《胡適文存》，第3集，89頁。）。鄂氏為俄國東方學元老，主治印度學，同時又是組織指導東方研究的祭酒董事，1920年曾領導新疆中亞考古探險，甚得蘇共領袖的信賴。（參見［日］石濱純太郎：《オルデンブルグ記念論文集》，載《東洋史研究》，第1卷第2號（1935年12月）。）20世紀30年代以前，蘇俄東方學研究能夠正常發展，他的作用至關重要。此行胡適對蘇俄各方麵的成就頗有好感，乃至可以容忍犧牲一點自由以圖專政治國的主張（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6年10月17日。），與蘇俄政府重視學術不無關係。
胡適的歐洲之行，還與人稱蘇聯漢學泰鬥的阿列克發生聯係。（1934年蔣廷黻到蘇聯看沙俄史料，函告胡適：“你的舊朋友IvanovandAlexiev都要我代問好。”（《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257頁）則此行當與阿氏見過麵。）阿氏為沙畹入室弟子，主治中國語文思想宗教，他既是溝通蘇俄與歐洲漢學界的橋梁，又是蘇聯第一代漢學家的養育者。雖然他主要使用巴黎學派的正統方法，卻對以胡適為代表的中國新文學運動予以關注，從1925年起，即在列寧格勒的《東方》雜誌載文介紹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康白情、俞平伯、汪靜之等人的新詩集，並提及胡適的序言。次年他應邀赴法國講授中國文學，最後介紹分析胡適的《嚐試集》（1929年發表於《巴黎評論》（RevuedeParis，15Avr），全部演講集1937年在法國出版），並在《法國東方愛好者協會通訊》（BulletindeI’AssociationFranaisedesamisdeI’Orient）等雜誌撰文《現代中國的一些問題》、《當代中國文學之問題》，評述中國的教育、國語、新文學，詳細介紹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