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從中國趕來的莊士敦重逢，由此結識了醫生顏慈。後者來華4年，歸國後繼續研究中國文字文物，所寫多為雜文。胡適從中受益的是談論八仙的文章，還寫信將此事告訴對民俗研究興致正高的顧頡剛；另外在顏家的茶會飯局上，認識了不少名流。而胡適給予的幫助則是口譯《營造法式》陶湘的長序及代為修改英譯文。顏慈正對中國古代建築和美術感興趣，但畢竟半路出家，中文功夫不足。後來他能出任倫敦大學中國美術及考古學教授，在這一領域有所建樹，胡適的關照多少起了作用。（參見《胡適的日記（1926.7.17—8.20）》，見《胡適研究叢刊》，第2輯，349～350頁；《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6年10月2日，12月3、19日。）
由法國回到英國後，胡適再顯風采。他在影印寫本較巴黎貴一倍、天氣又不好的倫敦反而待了三個月（其間赴法蘭克福一周），先後在中國協會、劍橋大學、東方學院、Wordbrooke等處發表演講，聽眾中不乏知名人士，因此與水準較低的英國漢學界的交往遠比法國普遍。他在大英博物館見到留美時已結文字之緣的翟來樂，赴法前胡適曾幾度登門不值，此公正主持該館東方部漢籍科寫本股，得近水樓台之便，獲準看敦煌卷子。翟氏對其幫助甚大，後來胡適因演講活動多，便請翟先將要看的卷子取出，待演講完畢，有空就每天去看。所以他在《〈神會和尚遺集〉序》中，將翟來樂列於最感激者的首位。（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6年9月24、28日，10月30、31日，11月3日，12月3、29日；《胡適文存》，第4集，290～291頁。）此外，胡適結交的舊雨新知還有翟來樂的父親、已過80高齡的漢學大家翟理斯，研究中日繪畫、多所撰著的賓陽，計劃重遊馬可波羅之旅以研究其遊記的倫敦大學中古經濟史教員鮑威爾以及一些研究語言宗教的東方學名家。
不過，最令胡適感到投緣的，莫過於維列。後者任職於大英博物館，是罕見的語言奇才和文學家，他自稱僅從路經倫敦的丁文江學了十幾天中文，靠自學便翻譯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參見蕭乾：《歐戰雜憶》，見《負笈劍橋》，194頁，香港，三聯書店，1986。石田幹之助稱維列是在倫敦大學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創立的東方學院學習中日文。（參見《海外東方學界消息》，載《東方學》，第33輯，1969年）），又從事日本古典文學翻譯，成為國際著名的東方文學翻譯大家，譯著風行歐美。同時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與思想，著述極豐。但他“從沒有到過東方，而且不願意去，因為怕一去之後把他對於中國的想象打破了”（陳源致胡適，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507頁。），希望“在心目中保持唐代中國的形象”（《魏禮先生》，見《蕭乾選集》，第2卷，351頁。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中外學人，不乏因向往過去的輝煌而願活在古代者。）。盡管如此，他卻是翟理斯之後英國最傑出的漢學家，其成就迄今無人超越。
維列之名顯於時，當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20世紀20年代，他還隻是嶄露頭角。胡適赴法之前就與之結識，談過兩次，覺得其“甚可愛”。回到英國後，兩人多次共餐暢談，互贈書籍。在致函徐誌摩談及訪歐感想時，胡適僅舉出維列與伯希和的名字，後者多半由於名，前者則顯然發乎情。胡適對其關於佛教與藝術關係的書評價不高，但對維列稱《胡適文存》的文字易懂則如遇知音，因為將“說就要人了解”奉為金科玉律的胡適文風，正以此見長。兩人還就古代短篇小說的體裁及其來源有所論難。以後雙方通信往來，維列“論《白話文學史》頗有見地”，引發胡適作關於《參同契》的考證。胡適稱讚其“是絕頂聰明人，他的中國文字和日本古文的知識都很好”（《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8年8月18日；《胡適的日記（1926.7.17—8.20）》，見《胡適研究叢刊》，第2輯，350～351頁。），可謂識人。1938年胡適再度訪歐，與之重逢。戰爭期間維列見到來英倫的中國人，第一句話幾乎總是打聽胡適的近狀，並相信其任駐美大使“是今日中美邦交最好的保障”（1940年6月3日蕭乾致胡適，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469～470頁。）。
胡適訪英，受款待使其有發言資格，而一些小刺激又激發其抗爭心。一次，幾位英、德學者當麵譏嘲美國，尤不讚成美國的哲學，卻並未讀過美國的哲學著作。胡適由此而生的感想是：“我感謝我的好運氣，第一不曾進過教會學校，第二我先到美國而不曾到英國與歐洲。如果不是這兩件好運氣，我的思想決不能有現在這樣徹底。”（《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6年11月29日。）後來維列指出其所見英國人都是老輩，所以對於英國思想界的感想不佳。胡適部分接受，但不承認抱有成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