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曆史較長的歐洲在精神文化上輕視後起的美國，其源有自。胡適與《學衡》派的爭議，某種意義上也有歐美文化異趣的味道。至於徹底與否，見於思想或許不過激進，見於學術則難免偏蔽。胡適參觀牛津大學圖書館時認為其目錄學不高明，中國部的錯誤“大可駭人聽聞”，並罵所謂中國學大家巴克斯（E.T. Backhouse）“是一個大渾人”（《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6年11月22日。巴氏偽造《景善日記》，是顯著一例。），讓人覺得像是出了口惡氣。現在的研究顯示，胡適的評語確有先見之明。不過，該校的中國哲學宗教講師修中誠喜用胡適的書。其人原為來華牧師，1922年5月與胡適相識於北京。1934年2月，在史語所的宴會上再度見麵。（參見《胡適的日記》，357、507頁；《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34年2月25日；《漢學發達史》，120頁。）陳寅恪到任前，他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主持牛津大學的漢學事務，並有所改革振興。
1938年7月至9月，胡適再度訪歐，先後到了英、法、瑞士，除會見伯希和、維列、翟來樂等老朋友外，還在劍橋大學漢學教授慕阿德的陪同下參觀了該校圖書館所藏中國書（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38年8月10日。），這是上次到英國時未曾看過的。其時慕氏已退休，陳寅恪願為後繼，兩個月前胡適曾為此寫信推薦。而最令胡適高興的是出席國際史學會會議時結識了已75歲高齡的德國漢學大家福蘭克。因為在此之前，兩人曾結下不解之緣，而且其事在胡適與國際漢學界的交往史上，值得大書特書一筆。
1932年6月2日，德國普魯士國家學院（PrussianAcademyof Science）函聘胡為該院哲學史學部通訊會員。當時中國報紙稱：“德國普魯士國家學院，與英國皇家學會齊名。該學院會員，能為世界著名之權威學者。柏林大學教授佛郎克近在該學院提議，通過選舉胡適博士為會員，實為東亞第一人。”一時甚為轟動，教育部長朱家驊代表中國學術界致電申謝。（參見中國革命博物館整理，榮孟源審校：《吳虞日記》下冊，629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986。該院正式成員限德國人，外國人隻能做通訊會員。福蘭克1923—1931年任柏林大學漢學教授，這時已退休。）胡適複函也說：“這是在世界學術界的最大的榮譽之一種。我這個淺學的人很少貢獻，這回接受貴會這樣獎掖，真使我十分感激又十分惶恐。”並以羊公鶴的典故，表示將努力在學術上多做貢獻。（參見耿雲誌編：《胡適年譜》，200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為此，胡適對福蘭克心存感激。開會期間，兩人多次聚餐、遊玩和交談，臨別“彼此都很戀戀”，預感後會不易。（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38年8月27—31日，9月3、4日。）
不過，胡適獲此殊榮，來曆卻頗為曲折。據深知內情的蔣複璁說，1930年他在柏林見到福蘭克時，後者稱：“法蘭西學院已經舉了羅振玉先生做通訊員，我們——普魯士學術院本想舉王國維先生做通訊員，可惜死了。”問有什麼人可舉，蔣提出章太炎，但福蘭克毫無所知，“他要這個人的學問是貫通中西的，要外國人知道”，於是蔣舉胡適，得到讚成。後蔣向胡適取得全部著作並經過提議審查通過，足足費了一年多時間。（參見《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靜安先生》，載《幼獅文藝》，第47卷6期（1978年6月）。蔣複璁在《追憶胡適之先生》中的描述與此有所不同，他說是福蘭克主動提名胡適，“因為福氏讀了他的許多著作，非常敬服。他認為中國人中最了解西洋文化者，現世紀的中國學者應當是認識現世紀的曆史文化進步的學者，並不是抱殘守缺，泥古不化的學究，也不是妄稱溝通中西文化的先生。他事成之後，福氏寫信與我，說明此事的經過，其動機則在‘九一八’之後，表示‘中國雖無武力，而有文化’，胡先生在西洋學者目光中，是代表著中國文化。”（《文星》，第9卷第5期，1962年3月）雖然時間早，但為紀念胡適而作，又在哀悼期間，似不及後說客觀。徐中舒《王靜安先生傳》稱：“當先生自沉之前，漢堡中國文學教授德人顏複禮（F.Jaeger）奉其政府之命，擬聘先生為東方學術研究會名譽會員，介上虞羅振常氏為之先容；書未發而先生死，惜哉。”（《東方雜誌》，第24卷13號，1927年7月）戴家祥《海寧王國維先生》亦有此說。後戴氏《哭觀堂師》附注稱，德國漢堡大學中國文學教授顏複禮博士代表政府聘王國維為“東方學術研究會”名譽會員，聘書尚在途中，而訃告至，乃改致函唁。（參見陳鴻祥：《王國維年譜》，321頁，濟東，齊魯出版社，1991）此即蔣複璁所說《北平圖書館月刊》記載之事。）1933年伯希和在北平屢屢推崇王國維和陳垣，而絕口不提胡適，或是有所為而發。他於1926年在法蘭克福曾公開批評德國的中國學殊不如人，這次大概是隱指所舉非人吧。而胡適後半生治《水經注》公案，多少有力圖表演長袖善舞之意，以免連補王國維缺的資格都不具備。隻是那種過於專門的研究，並非四麵出擊者力所能及。曾經以考據為拿繡花針作玩意兒的胡適，不得不下磨鐵杵的工夫，結果還是事倍功半。史料愈近愈繁，近世與近代史真相之難求，決不下於古史，與胡適原來以為“初看去似甚難，其實較易整理”（《胡適年譜》，193頁。）之說迥異，這倒是胡適此舉留下的寶貴經驗，足以令一味偏重古史的學術界有所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