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胡適流落美國作寓公時，便頗受冷落了。夏誌清和唐德剛都解釋過胡適未得善待的原因，前者稱中日文係的主管人沒有度量，胡適（及林語堂）來了，“那些美國漢學教授豈不相形見絀？所以美國著名學府樂於聘用趙元任、李方桂這等專門人才（語言學比較冷門，吸引的學生較少），而不敢聘用胡適、林語堂這樣的通才”。後者說他曾向正羅致人才充實漢學教研的當軸一位新進建議請胡適，“他微笑一下說：‘胡適能教些什麼呢？’事實上，我也完全了解他這句話是反映了當時美國文教界對華人學者在美國學府插足的整個態度。那就是隻許狗搖尾巴，決不許尾巴搖狗。但是‘我的朋友胡適之’怎能作搖尾之才呢？所以對他隻好敬而遠之了”（《胡適雜憶》，10、35～36頁。）。
夏、唐是過來人，自然深知個中滋味。因戰爭和政局變化，許多華人學者滯留美國，令本土同行頓生排外之心。早在抗日戰爭期間，陳受頤就感到“近來美國的所謂漢學家，似乎有點‘排華’的趨勢”（《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457頁。）。抗戰勝利之初，托胡適疏通關係的羅常培也說：“以最近所聞，我很知道所謂‘東方學者’對於中國人不大歡迎的情形，先生對於我前幾封信未置一詞的苦衷，我十分諒解。”（《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42頁。）1955年胡適致函趙元任，表示自己故意不教書，不熱心向人要教書講演的機會以避嫌，“一麵是許多所謂‘漢學’、‘支那學’家總有點怕我們打入他們的圈子裏去；一麵是這種人在政治上又往往是‘前進’分子，氣味也不合。所以我總有點神經過敏的感覺，覺得還是‘敬而遠之’為上策，切不可同他們搶飯吃”（《胡適年譜》，399頁。）。其實那時美國漢學及中國學界除魏特夫外，真正“左派”不見得多，主要是對國民黨的表現失望，而傾向於接受既成事實。
胡適不能見納於美國漢學界，其自身原因或許剛好是所謂通才。他還在康奈爾大學時就有“博士”的諢名，盡管此尊號前有學位疑案，後有諷刺挖苦，胡博士之博還是有口皆碑的。但近代學術進入專家時代，學者須既博且精，博為治學之基，精為成就之道，不在具體領域出類拔萃，所謂通不過是半桶水的別稱。公開主張學術方法不能強同的陳垣偶露真言道：“什麼思想史、文化史等，頗空泛而弘廓，不成一專門學問。……欲成一專門學者，似尚須縮短戰線，專精一二類或一二朝代，方足動國際而垂久遠。不然，雖日書萬言，可以得名，可以啖飯，終成為講義的教科書的，三五年間即歸消滅，無當於名山之業也。”（《陳垣來往書信集》，354～355頁。）當代日本學者丸山真男也認為學術上無所不通的“君子”時代已經過去。近人多誤解顧炎武為通儒說，其實作為清學開山，他在若幹方麵都不僅創始，而且居首。所主張的“博學於文”，乃指每論一事必詳其始末且能貫通，引據浩繁而抵牾者少。（顧炎武《廣師》自稱有十不如（參見《亭林文集》卷六，見《四部叢刊·集部》），後人因而頗有誤會通儒為博而不專者。通專之爭，可謂近代學術史上一大要案，一定意義上可視為漢宋之爭的延續。雙方立意本都不錯，問題在於人力很難達到各方麵都專精，因而實行起來不免隨性之所近而分流，又彼此攻詰辯難，形成對立。依照章炳麟之見，中國古來文人分為通人、學者、文士三類，顧炎武隻能入學者之列，而通人僅東漢的王仲任、仲長統，隋的王通，宋的司馬光等。（參見任鴻雋：《記章太炎先生》，見陳平原、杜鈴鈴編：《追憶章太炎》，269頁，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而被林語堂封為“最好的上卷書作者”的胡適，後來連“最好”二字的桂冠也不得不摘下。他為《美國曆史評論》（The America Histor icalReview）撰文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看了兩遍，“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所以著重指出其根本弱點，即馮自以為得意的“正統派”觀點。（參見《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55年1月24日。）但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學哲學者已是“近皆讀馮友蘭所著書，不複及胡適矣”（《積微翁回憶錄》，103頁。）。據說馮著現仍為美國大學中國哲學史的必備參考書，胡著上卷卻不在其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