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逝世時，胡適於日記中寫道：“任公才高而不得有係統的訓練，好學而不得良師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故他的影響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幾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傳世不朽者何在，頗難指名一篇一書。”（《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9年2月2日。）用於胡適自己，頗有一語成讖之感。他自留學時代起對於博與專就感到臨歧之難，知道“學問之道兩麵而已，一曰廣大（博），一曰高深（精），兩者相輔而行。務精者每失之隘，務博者每失之淺，其失一也。餘失之淺者也，不可不以高深矯正之”（《胡適留學日記》，538頁。）。但始終未能根本解決。不少朋友勸胡適不要重蹈梁啟超的覆轍，胡自己也不無覺悟，他曾公開聲稱：“有人謂彼博，但彼以為博乃是無用的，惟出言每句有根據，乃始成佳作耳。”（《吳虞日記》下冊，317頁。）可惜後來並未改觀。他用心寫的政論文章，時過境遷，失去效用，而別人認為站得住的考據文章，胡適則感到最容易寫，視為“玩意兒”拿來“消遣”。待到他試圖認真研究《水經注》公案時，又誤入歧途，力不從心，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與所獲結果懸殊太大，以至後來長校北京大學時，引起向達等人的當麵質問。哥大那位當軸新進懷疑他能教什麼，正是胡適懸空“無根”（章炳麟語）的寫照。
反對胡適的黃侃曾譏諷其“品核古今，裁量人物，殆非所任”（黃侃：《量守文鈔》，見《學術集林》，第1卷，14頁，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其實胡適縱論古今或許力有不逮，裁量同時人物卻往往獨具慧眼，即所謂雖做不出，卻看得出。盡管有時也不免為成見所蔽。其識人之長，不僅對本國學者，也反映於他和國際漢學界的交往。這對中外學術交流畢竟起到積極作用，為他人難以替代。而見多識廣又彌補了胡適學術上的先天不足與後勁不夠，使之即使在論政從政之際，也能保持相應的學術評判力。這在胡適本人乃至近代中國學術界，又是不幸中的萬幸。因為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作為占據主流的要角，他所擔負的使命正是裁量人物及其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