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國研究為中心
東亞各國的文化聯係自來十分密切。進入20世紀，這一地區的政治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文化格局隨之改觀。自朝鮮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後，中朝知識人的往來受到控製。除一部分亡命中國的傳統士人和獨立運動者，兩國的文化交流基本中斷。以後外蒙古又宣告獨立，政治上附從蘇俄，與外界一度隔絕。而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敵對態勢不斷強化，使文化交流發生嚴重阻礙。不過，東亞各國畢竟屬於相關文化體係，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在政治局勢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由於東亞研究成為國際學術界關注的重心，占據主動地位的日本出於稱雄東亞和穩定內部的政治目的以及東西文化差異逐漸顯現等原因，又轉而鼓吹東方主義。隨著研究陣容的加強與擴大以及相關各方政治關係存在空隙的機緣，東亞各國的學術交流一度呈現繁密景象。在重建史實的基礎上，可進而探討其意義。
第一節 遊曆與新興東洋學
近代在東亞起支配作用的是積極擴張的日本和與之抗衡的中國，促成交流的動力也主要來自兩國，尤其是占據主動地位的日本。德川幕府時期，實行鎖國政策，曆來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很少感受到清朝精致的考證學風，其漢學多承明代學術，粗疏扭曲。明治維新以後，不僅對歐美列強敞開大門，中日學者也恢複了聯係。清政府派駐日本的使領館官員何如璋、黃遵憲、黎庶昌、楊守敬、鄭孝胥等人，與日本漢學家往還唱和。短期東遊的王韜等人，也與日本漢學者有所交往。以後赴日遊曆者日漸增多，聯係日趨頻繁廣泛。
清末施行新政，全麵模仿日本，東渡考察者不絕於途，其中不乏好學之士。嚴修於1902、1904年兩次東渡，相繼拜訪過尚為《朝日新聞》主筆的內藤虎次郎和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井上哲次郎。（參見《嚴修東遊日記》，23、206頁。）1903年大阪舉行博覽會，中國官紳前往觀瞻者甚多，不少人曾拜訪內藤虎次郎。（參見《先學を語る：內藤湖南博士》，載《東方學》，第47輯（1974年1月）。）而日本漢學家如竹添光鴻、岡千仞等先後遊華，和俞樾、張濂卿、李慈銘、沈曾植等人結識。不過，日本的傳統漢學與近代的中國研究不同，中國的新舊學者也各異，彼此交往前後有別。作為過渡溝通的媒介人物，中國方麵主要是楊守敬、陳毅、文廷式、羅振玉等。
1899年9月至1900年3月，任教於武昌兩湖書院的陳毅奉湖廣總督張之洞之命赴日考察教育及行政狀況。陳受教於李文田、梁鼎芬、沈曾植、鄒代鈞等名宿，“於東洋諸國史傳地理盛衰關係，性愛探究。曩致力東胡漠北西域諸史地理，近兼從事西藏滇緬南洋諸島沿革，間有拙著”。考察期間，他關注日本的東洋史研究，購閱東京帝國大學史學會編輯的《史學雜誌》，對白鳥庫吉所著《闕特勤碑銘考》、《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弱水考》等篇，“深服精博”，並拜訪了日本史學會評議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講師那珂通世，與之會談數次，推許那珂通世“識達古今，學貫東西，窮乙部之閫奧，啟後學之顓蒙，洵推當代泰鬥”。
陳毅歸國謁見梁鼎芬、沈曾植時，備述那珂通世學行，“俱不勝欽仰，以不獲識麵為憾”（王蘧常編《沈寐叟先生年譜》稱1889年那珂通世來華時曾問學於沈，疑誤。）。那珂通世告以日本缺少元代史料，托其訪求李文田、沈曾植等人校著的《元聖武親征錄》、《雙溪醉隱集》、《元秘史注》等書。陳毅轉請梁鼎芬代覓寄呈，梁“快諾之”，即出所藏《元聖武親征錄》紅印及墨印本各一部。其中紅印本梁僅藏一部，因喜供異國同好之覽，故予割愛。此外還將《春秋釋例》、《元儒考略》、《漢儒通義》、《勸學篇》等各樣刊本，命陳毅分寄那珂通世及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雙溪醉隱集》和《元秘史注》梁氏所藏已盡贈戚友生徒，允諾分別致函刊刻二書的龍鳳鑣和袁昶索取。“龍、袁二氏所刊書，隻贈同好，不肯出售，故各書坊無由獲購也。”
此前白鳥庫吉著《闕特勤碑銘考》，以未見《雙溪醉隱集》為憾，陳毅表示屆時當多寄一部給白鳥庫吉；並告以“此碑沈師及盛祭酒昱（史學甚精）皆有考，如索得，當亦寄呈。李侍郎及沈師所著書未刊者甚多，當陸續刊行，以資互證。”“沈師嚐擬注元汪大淵《島夷誌略》，誠以此書所載南西洋各地，較《諸蕃誌》、《嶺外代答》、《星槎勝覽》、《皇明四裔考》、《西洋朝貢典錄》諸書加詳，且書成元代，握唐宋明之中樞，苟疏此書，則唐宋明諸家史誌所載，自不繁言而解。”沈曾植囑陳毅注釋，陳以近時南洋詳細圖誌無多，一時難以完成，托那珂通世訪求日本出版的《寰瀛水路誌》自己所缺各卷；又因“白鳥學士著述，聞羅馬東洋學會深加讚美，故亟思一讀”，請那珂通世代覓其未見或見而不全的白鳥庫吉所撰《朝鮮古代地名考》、《朝鮮古代諸國名稱考》、《匈奴及東胡諸族言語考》等論文。此外，陳毅從《史學雜誌》獲悉東京帝國大學坪井九馬三教授1900年代表日本出席在羅馬舉行的世界東方學會第12次大會時演說《嶺外代答》，推測當涉及木蘭皮國一條，請那珂通世於坪井九馬三歸國後，“轉述所聞，賜教以拓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