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東京東洋學和京都支那學的形成發展，在帝國大學擴建、東方主義興盛以及日本政府推行大陸政策的交相作用下，日本的東亞研究陣容迅速擴大，來華考察遊曆的學者日益增多，與中國的學術聯係交流得到加強。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學後，提倡學術研究，引起東瀛學者的注意。1918年5月，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林泰輔及該校教諭諸橋轍次到北大參觀，旁聽了崔適、馬敘倫、朱宗萊、吳梅、黃節等人“史記探源”、“莊子”、“學術文”、“近世文學史”、“中國史學通義”等課程，並與校長蔡元培，文科學長陳獨秀，教授陳漢章、黃節、馬敘倫等就哲學、文學頗有所討論。接著又參觀了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參見《日本學者來校參觀》，載《北京大學日刊》，第127號（1918年5月3日）。）1921年10月，日本學習院教授小柳司氣太及中川兵三郎也到北大參觀。（參見《本校記事》，載《北京大學日刊》，第860號（1921年10月7日）。）
此後，日本東方學者來華考察幾乎成為定製，不僅各帝國大學中國文史哲及政治、經濟、社會等科的教師，連各專門學校甚至高等學校教師也陸續來華，相關研究人員絕足中土者幾無其人，不少人還多次來遊。常盤大定為考察佛教文化遺跡8次來華。後藤朝太郎到1926年即來華20餘次，足跡遍及大江南北，接觸社會各階層。（參見［日］後藤朝太郎：《支那の社會相·序》，6頁。1933年10月27日魯迅致函陶亢德時曾評價道：“後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實則膚淺，現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讀者。要之，日本方在發生新的‘支那通’，而尚無真‘通’者。”（《魯迅全集》，第12卷，246頁））考察的主要目標，為出土器物、珍稀圖書、宗教建築及藝術、地理環境、風俗民情等。
隨著研究的發展和來往的增多，日本學者來華不僅考察遊曆，還積極與中國學者進行接觸，以便觀賞公私所藏古物圖籍。如後藤朝太郎1918年來華目的有三：一是拜訪江南及徽州的金石音韻學家，二是調查殷墟甲骨出土之地，三是了解各地風俗民情以研究現代中國。他在上海先後會見了吳昌碩、王一亭、胡光煒、曾熙等舊學者，就古銅器、甲骨文等事有所請益。他對中國唯有前清老儒碩學的狀況感到擔憂，希望在保護舊學者的同時，湧現出新興學者，以活躍學界及社會空氣。（參見《支那安徽土俗通信》，載《史學雜誌》，第29編第10號（1918年10月）。）1920年他第4次到中國遊曆，相繼考察了東北、北京、大同等地的名勝古跡和風俗民情，拜訪了北京的林萬裏、陳忠恕，天津的羅振玉、方若，觀賞所藏曆代印章印譜、龜甲獸骨、古泉瓦當、端硯書畫及瓷器等，還曾設法與端方家族聯係，欲觀看其嚴密收藏的國寶彝器毛公鼎。（參見［日］後藤朝太郎：《山西省大同府雲岡石佛古寺往複風物》，載《史學雜誌》，第32編第1號（1921年1月）。）
不僅教授專家如此，從20世紀20年代後半起，連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在學期間也組織參觀團，前來中國進行實地考察。1929年8月，東京帝國大學旅行團一行15人由團長長澤規矩也率領，到中國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考察活動，團員多為東京帝國大學哲學、文學兩係的高年級生，其間曾參觀北京大學和北平圖書館。（參見《日本東京帝大生來校參觀記》，載《北京大學日刊》，第2222號（1929年8月10日）。）1931年東京帝國大學以助教授高田真治為團長的見學團，除了遊覽北京的風景名勝，還參觀了各大學、研究機構及圖書館，其間得到燕京大學容庚，清華大學楊樹達，北京大學錢稻孫、沈兼士、劉複、程衡、魏建功，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董作賓，孔德學校馬廉等人的熱情接待，並拜訪了胡玉縉、柯劭忞等老儒。在中國學者的幫助下，他們得以觀看各校所藏圖書以及殷墟出土的甲骨器物。與之同時來訪的還有九州帝國大學中國學研究的同人。（參見《北支旅行記》，載《斯文》，第13編第6、8、9號（1931年6、8、9月）。）
1933年秋，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的塚本善隆、能田忠亮、小川茂樹、長廣敏雄、森鹿三等5名研究員組團遊曆華北，風景名勝之外，參觀了故宮博物院、北平圖書館、古物陳列所、北平研究院博物館、地質調查所、曆史博物館、國劇協會國劇陳列館、清華大學圖書館、燕京大學圖書館及北京大學的明清史料整理室和考古學研究室，拜訪了傅增湘、傅惜華，觀看所藏北宋大字本《史記集解》，南宋初刊《水經注》、王國維手校《水經注》、俗曲曲譜等。與之同時來遊的有東京文化研究所的仁井田陞、阿部、青山定雄，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小川環樹、桂太郎、濱一衛，東北帝國大學的曾我部靜雄等。（參見《遊支日記》，載《東方學報》（京都），第5號副冊（193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