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春，京都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水野清一、長廣敏雄以及囑托羽館易3人赴華北調查史跡，同所的梅原末治、內藤乾吉則到上海、天津、河南等地調查文物古籍，得到北平研究院考古組主任徐炳昶（旭生），史語所傅斯年、李濟、梁思永、董作賓等人的幫助款待。（參見［日］梅原末治：《河南安陽發現的遺物》、《北支史跡調查旅行日記》、《支那旅行》，均見《東方學報》（京都），第7冊（1936年12月）。）
由於日本推行大陸政策，中國對其戰略意義大為加重，政府和民間組織相繼在華設立長期研究機構，其中與學術關係較密切者如三井會社中國研究室，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及其北平人文研究所。主持三井會社中國研究室的今關壽麿自1918年來華，到1931年歸國，在北京十餘年，每年巡遊大江南北，與新舊各派學者如熊希齡、陳寶琛、金紹城、董康、陳三立、蔡元培、胡適、陳衡恪、康有為、黃侃、章炳麟、沈曾植、鄭孝胥、李宣龔、吳昌碩、魯迅、完顏景賢、梁啟超、戴季陶、於右任、鄒魯等相識。（參見《學問の思い出——今關天彭先生を圍んで》，載《東方學》，第33輯（1967年1月）。）1922年曾撰寫關於中國現代學術界狀況的小冊子，分別概述中國南北中各地的新舊學派。1931年又據以擴展為《近代支那の學藝》（東京，民友社，1931）的專書。
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及其北平人文研究所，雖是中日雙方合辦，駐所辦事的實際是橋川時雄和圖書館主任杉村勇造。橋川時雄與今關壽麿同年來華，此後一直住在中國，直到日本戰敗才被迫歸國。今關壽麿好詩，與詩人文士周旋較多，橋川時雄的結交麵更為廣泛。他在北京相繼任職於共同通信社、大和俱樂部及《順天時報》社，經有賀長雄介紹，通過蔡元培和陳獨秀，到北京大學聽課，認識吳虞、黃節、胡適、李大釗、魯迅、周作人、梁啟超、倫明、林損等，並與舊學者如辜鴻銘、江瀚、樊增祥、陳寶琛、柯劭忞、楊鍾羲等結識，又認識了馬裕藻（幼漁）、馬衡、馬廉、楊樹達、王國維、陳寅恪、吳宓、吳承仕、孫人和等。後來他創辦《文字同盟》雜誌，為愛好古代文化的中日同人開辟園地，用兩種文字刊登兩國文化人的消息，頗受推重。（參見《學問の思い出——橋川時雄先生を圍んで》，載《東方學》，第35輯（1968年1月）；《橋川文字同盟主筆歡迎會》，載《斯文》，第11編第1號（1929年1月）。）其“與中國學者交遊之廣，堪稱現代第一人”（［日］長瀨誠：《日本之現代中國學界展望（下）》，載《華文大阪每日》，第2卷第8期（1939年）。）。“凡故都耆宿，新學英流，靡不傾身延接，氣誼殷拳，而吾國人士亦多樂與訂交。”他根據資料及親身接觸編寫成《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取近代人士凡學問文章才藝技能有名於時者都四千六百人，人為之傳”（傅增湘：《〈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序》。），“所錄諸人，頗多親接”（《書刊介紹·〈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載《中法漢學研究所圖書館館刊》，第2號（1946年10月）。）。因此，後來日本學者學生想訪問中國學者時，總是由橋川時雄等人引薦介紹。（參見［日］平岡武夫：《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について》，見［日］橋川時雄：《中國文化界人物總鑒》，長春，滿洲行政學會株式會社，1940。）
研究中國道教的小柳司氣太、研究中國封建製度及政治思想史的中江醜吉、研究日本和中國法製史的瀧川政次郎等人，也長期在華從事研究調查活動，與中國各界人士廣泛交遊，小柳司氣太僅北京白雲觀就訪問了17次。
據楊樹達、吳虞、周作人、魯迅、張元濟、鄭孝胥、太虛等人的日記年譜等資料，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接待的來訪日本學者（留學生除外）有小柳司氣太、今西龍、市村瓚次郎、濱田耕作、高橋亨、原田淑人、橋川時雄、諸橋轍次、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鹽穀溫、兒島獻吉郎、小平總治、長澤規矩也、原富男、吉川幸次郎、林盛逵、真武直、目加田誠、本多龍城、高田真治、岡崎文夫、神田喜一郎、青木正兒、大村西崖、那波利貞、今關壽麿、藤塚鄰、竹田複、田邊尚雄、澤村專太郎、辛島曉、水野勝邦、鈴木大拙、鈴木吉武、細田謙藏、平野彥次郎、木村泰賢、稻田圓成等。而中方參與的學者包括張鳳舉、徐耀辰、沈士遠、馬裕藻、馬衡、馬廉、單丕、劉複、錢稻孫、徐炳昶、沈尹默、沈兼士、陳百年、朱希祖、陳垣、顧孟餘、蔣夢麟、吳虞、張貽惠、陳寅恪、林礪儒、陳映廣、容庚、倫明、江瀚、曾仲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