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20年代起，中國前往日本訪書、考察和交流的學者不絕於途，一些人還多次東渡，如董康至少先後8次到日本。北京大學的沈尹默、高一涵、陳源，北平圖書館的孫楷第，清華的劉文典以及傅增湘、倫明等相繼赴日本訪書、遊曆或進修，與東西兩京學者交往。1925年，太虛率團參加在日本召開的東亞佛教大會，先後訪問東京、立正、大穀、龍穀、臨濟等大學，與研究佛教的知名教授南條文雄、井上圓了、村上專精、大內青巒、高楠順次郎、鈴木大拙、渡邊海旭、常盤大定、木村泰賢、金山穆韶等晤談。（參見《太虛法師年譜》，112～114頁。）1928年鄭孝胥訪日，主要目的雖不在學術，但也與東西兩京學者如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長尾甲、高瀨武次郎、安井小太郎、古城貞吉、鹽穀溫、小柳司氣太、今關天彭等交往。（參見《鄭孝胥日記》，第4冊，2198～2206頁。）
日本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北平人文研究所成立後，決定向日本派遣研究員，1929年定額為7名（參見《東方文化事業總分委員會近聞》，載《圖書館學季刊》，第2卷第2期（1928年3月）。），同時還補助中國學者前往日本旅行。1930年6月，楊樹達等一行5人即以此名義赴日，參觀了八幡、別府、大阪、奈良、京都、名古屋、東京的名勝古跡，與京都大學、同誌社大學、大塚文理科大學、東京帝國大學、東京文理科大學、二鬆學舍大學、學習院大學、慶應大學、女高師、第一高等學校、陸軍學校、東洋文庫、內閣文庫以及斯文會的學者如狩野直喜、長澤規矩也、石田幹之助、鹽穀溫、諸橋轍次、古城貞吉、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中山久四郎、小柳司氣太、阪島忠夫、山田準慶、前川三郎、高田真治、平野彥次郎、寺田範三、細田謙藏、佐久節、竹田複、山本邦彥等交往。（參見《積微翁回憶錄》，46～52頁。）同年倫明應斯文會邀請，到東京幫助鑒定古籍。1934年7月，周作人、徐耀辰訪日，主要與東京文化研究所的日本學者交往。
中國的學術機構或團體也組織和鼓勵學者赴日遊曆。如中華學藝社到1930年已組織7次學術視察團赴日考察，其中社會人文科學3次。1928年10月，張元濟等人作為中華學藝社第5次學術視察團代表，東渡出席日本學術協會第4屆大會，與東西兩京學者如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長澤規矩也、諸橋轍次、服部宇之吉、宇野哲人、鹽穀溫等往還。（參見《張元濟年譜》，311～313頁。）1930年6月，陳中凡等一行5人作為該社第7次視察團赴日考察教育，其間曾與狩野直喜、鹽穀溫等晤麵。（參見姚柯夫編著：《陳中凡年譜》，28頁，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9。）
辛亥以後，中國政局動蕩，一些學者以日本為流亡之地。民初羅振玉、王國維、董康等人僑寓京都，結識京都學派的長老新進。1927年董康因政壇失足，再度避禍東瀛，與內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神田喜次郎、鈴木虎雄、吉川幸次郎、倉石武四郎、石田幹之助、鹽穀溫、稻葉岩吉以及書商田中慶太郎交遊。（參見《書舶庸談》。）郭沫若在大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用唯物史觀以甲骨金石研究上古史，得到田中慶太郎、石田幹之助、梅原末治、原田淑人、市村瓚次郎、古城貞吉、諸橋轍次、國分青崖、小室翠雲、藤原楚水、河井荃廬、澀澤青花、土屋久泰、內藤虎次郎、林泰輔、中村不折、仁賀保香城、平井四郎等人的幫助。（參見龔繼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增訂版），258～276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黃淳浩編：《郭沫若書信集》上冊，352～37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學問の思い出——藤原楚水先生を圍んで》，載《東方學》，第68輯（1984年7月）。）
以京都研究所為例，20世紀30年代在中日關係已經進一步惡化的情況下，相繼接待的中國來訪學者有1931年北平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北平人文研究所研究員江瀚、胡玉縉，1934年同會研究員楊鍾羲，由東京中國法製研究會招聘於1933年秋到日本的董康，1935年北平圖書館金石研究室劉節，1937年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梁方仲等。訪問東京的中國學者為數更多。日方成立的日華學會作用之一，便是招待來往的中國學人。所以吉川幸次郎稱此為兩國學術界聯係最密切的時期。
第三節 朝鮮與蒙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