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日本資助留華學生的機構又有所擴大。如帝國學士院的鬆方基金向留華學生開放，東亞考古學會也爭得了專門基金。該會成立於1925年，由東西兩京的考古學者合作組成，目的是與中國學者合作，進行考古發掘，同時在北京大學和東京帝國、京都大學之間交換留學生。據說資金係由外務省提供。（參見《學問の思い出：原田淑人博士を圍んで》，載《東方學》，第25輯（1963年3月）；《先學を語る：濱田耕作博士》，載《東方學》，第67輯（1984年1月）；《先學を語る：水野清一博士》，載《東方學》，第75輯（1988年1月）。）
此外，日本用退還庚子賠款舉辦的東方文化事業，從1930年11月起補助在華日本留學生，分為三種，其中第三種為日本大學或專科學校畢業以及具有同等學力在中國大學研究所或專門學校進修研究者。（參見黃福慶：《近代日本在華文化及社會事業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專刊之45。）由帝國學士院鬆方基金資助者有1927年加藤常賢。由文部省派遣來華者有1928年倉石武四郎、塚本善隆、楠本正繼，1929年大淵慧真、玉井是博、奧村伊九良、原富男、鳥山喜一。東亞考古學會從1928年開始，每年1人，依次為駒井和愛、水野清一、江上波夫、三上次男、田村實造。由上野育英會資助的有佐藤廣治、吉川幸次郎（先為自費）、木村英一、小川環樹、今西春秋等。由東方文化事業總會資助者人數較多，如1936年平岡武夫，1937年奧野信太郎。此外還有目加田誠、桂太郎等。
不過，總體看來，文部省派遣留華學生比例很小。據文部省年報，從1918年到1935年，派遣留學生最多的年份為1922年，達217人，1919年至1928年以及1931年，均超過100人。若以累計在外留學人員計算，1922年至1928年每年約350—450人，其中留學中國者最多為6人，一般僅三四人，後來更減少到1人，甚至出現空缺的年份。（參見《日本帝國文部省年報》，第50—62號（1922—1935）。）
與此同時，其他類型的留學生也繼續派遣。1907年宇野哲人留學時，即與三井的留學生都築、鈴木、母袋等合宿。1923、1924年，日本大穀大學教授稻田圓成、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木村泰賢、法相宗長佐伯定胤等相繼來華，與太虛商議交換佛教留學生事宜。（參見《太虛法師年譜》，86～87、96～97頁。）
1927年以前，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各類留華學生彙聚於此。僅位於東城東四牌樓演樂胡同39號延英舍住宿的就達20人之多。北伐以後，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與政治軍事關係密切的外務省和陸軍留學生紛紛轉移，延英舍住宿者下降到不足10人。但為學問而來的留學生人數反而有所增長，當時在北京東有延英舍的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江上波夫、三上次男；北有六條胡同本願寺的塚本善隆、大淵慧真；南有船板胡同日本旅館一二三館的加藤常賢、玉井是博、楠本正繼，絨線胡同盛昱故宅的奧村伊九良；西有寄居孫人和家的倉石武四郎，所以吉川幸次郎戲稱這是留中史的鼎盛時期。（參見《水野清一君挽詞》，見《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3卷，635～636頁。）其實此後來華者更多，1930年至1933年留華的法本義弘，即記述了原、森口、鈴木、杉村、熊田、山野、福本、吉田、倉井等十幾位留學生在北京的生活情形。這時東單牌樓附近有所謂“日本人村”，留學生還組織了大興學會。（參見［日］法本義弘：《在東外交官と支那》、《北京留學生覺書》，見《支那覺え書》，9～10、257～2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