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後，從7月27日至8月9日，慶應大學的奧野信太郎、東京帝國大學的釣田正哉等留學生再次經曆了“籠城”。（參見［日］奧野信太郎：《北平籠城二周日》，載《三田評論》，第481號（1937年9月）。）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仍有以留學生名義來華者，但性質已不同，無論主觀意願如何，都隻能視為文化侵略的組成部分。
第三節 學習與生活
日本來華留學生品類不一，其生活、學習和活動也各自不同。其中為求學問而來者多數為各大學的教師，不少人已是副教授甚至教授，還有的雖為剛畢業或在校的研究生，但已確定將來任教的大學和專業，因而目的性強。留學地點主要集中於北京，個別因專業研究的需要而改到其他地方。如羽田亨在奉天隨喇嘛學習蒙古語，青木正兒為了解昆曲到上海。
生活方麵，依各人的經濟來源而定。19世紀末，外務省留學生每月35圓，公使館附屬語學生每月60圓。20世紀20年代，文部省第三種留學生為每月120圓，上野育英會每月200圓，帝國學士院鬆方基金每月300圓，文部省以在外研究員名義派遣來華留學者，因為多為副教授以上職稱，待遇更高，達到360圓。1922年，文部省劃一除外務、陸軍以外的所有在外研究員待遇（包括遞信省、水產講習所、關東廳以及台灣、朝鮮兩個總督府所派），分為三類地方、兩種等級，其中包括中國、西伯利亞的丙等地方的高等官每年3000圓，判任官每年2400圓。（參見《明治以降教育製度發達史》，第7卷，774、783頁。）而當時外務省低級職員每月僅80圓。
20世紀20年代初期，北京物價較低，包車一個月19元，雇傭人9元。後來由於國際金融市場銀價急落，銀本位的中國貨幣與金本位的日圓之比大幅度下跌，200日圓可兌換中國銀500元。北京物價雖有所上漲，以較高標準，連同衣食住行，總計不到每人每月100元（房錢飯費共30元）。（參見《學問の思い出：竹田複博士を圍んで》，載《東方學》，第37輯（1969年3月）；《學問の思い出：加藤常賢博士を圍んで》，載《東方學》，第39輯（1970年3月）；《留學時代》，見《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371～372頁。）早期北京租房甚難，服部宇之吉來華時隻能住在舊公使館宿舍，到鈴木虎雄時仍然頗費周折。（參見［日］鈴木虎雄：《北京より》，載《藝文》，第7年第6號（1916年6月）。）以後逐漸改善，經濟優裕的住在日本旅館，其他則或寄宿於中國人家，或租用民宅，或共居宿舍。進入20世紀30年代，北京各大學周圍出現不少學生公寓，也有個別留學生入住，與中國同學一起生活。飲食雖多麵食，與日本習慣不同，但或由房東包夥，或於飯館用餐。外出則多乘人力車。
當時中日兩國的國力雖然強弱不同，在日常生活尤其是飲食方麵，都市人的一般水平比日本還要略勝一籌。1903年來華短期遊曆的鹽穀溫，將衣食住的發達視為中國同化力強大的表現（參見《燕京見聞錄》，載《史學雜誌》，第15編第10號（1904年10月）。），以後也很少有人抱怨飲食不佳，反而對北京的大菜小吃印象深刻（參見［日］奧野信太郎：《燕京食譜》、《小吃の記》，均見《隨筆北京》。）。與中國留日學生的反映明顯有別。（中國留日學生對日本的飲食抱怨最多。參見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見《周作人文選》，第2卷，309～314頁。）隻有沐浴之事遠不及素愛潔淨的日本，中國都市裏混堂的髒與亂，常常成為日本留學生取笑抨擊的對象。這時穿著西裝在城市已經逐漸流行，禁止日本人在華穿中裝的禁令無形中取消，一般日本留學生多著西裝，而京都大學的倉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受狩野直喜研究中國應當沾染上中國文化之說的影響，也模仿當時北京流行的服飾穿著中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