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方麵，首先是學習語言，尤其是口語。這是令日本留學生大為頭痛之事。中國各地方言雜出，甚至同一北京城內，據說也有8種口音。單純通過日常生活學習，很難通行無礙，必須學習官話。20世紀初北京尚無專門言語學校，聘請個人教師，又因全城有資格者不過10人，要價過高，每日1小時，一個月即須5元至10元，兩小時則加倍。為此，早期留學生曾以同文會名義在霞公府創辦清語學堂，共同請人教授。（參見《燕京見聞錄》，載《史學雜誌》，第15編第8、12號（1904年8、12月）；［日］宇野哲人：《〈考史遊記〉序》，7頁。）後又在霞公府組織同學會，數十名日本年輕人每天上午集中學習漢語，留學生也加入其中。（參見《學究生活思出》，見《武內義雄全集》，第10卷，419頁，東京，角川書店，1980。）
民國以後，旗人失去特權地位和生活保障，又缺少專門技藝，不得不另謀生計，不識字者做人力車夫，而通文墨者維生的途徑之一，便是登門教授來華外國人學習北京話（日本留學生稱之為出張教授）。因旗人所操直隸腔，為當時上流社會比較標準的官話，不似一般漢人南腔北調，同時旗人過去生活閑適，對於清朝的禮節製度乃至各種民俗風情均略知一二，尤為想了解清代學問與社會的日本留學生所歡迎。出身清朝貴族的奚待園即前後教過不少日本留學生。北京先後擔任過日本留學生漢語教師的還有金國璞、駱亮甫、馬杏昌，在上海則有延年等。由於教師增多，二十餘年間學費竟有所降低。到20世紀20年代末，單教口語每天兩小時每人每月5元，教授文學等則每人每月10元。留學第1年一般學習語言，因為沒有專門課本，多以《紅樓夢》、“四書”為教材。除書本知識外，有時留學生還提出有關製度、民俗、戲劇等方麵的問題請求解答。（參見《留學時代》，見《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381～382頁；［日］奧野信太郎：《北平通信（一）——間崎萬裏氏宛通信》，載《三田評論》，第474號（1937年2月）。）
其次為專業學習。多數日本留學生實際上是來華進行研究，因而一般並不進入具體的學校。如加藤常賢以中國家族製度為研究課題，而中國的大學當時尚無有關課程或專家，所以主要是在市井坊間實際考察婚禮葬禮等現實生活。竹田複也隻是在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的研究室請沈尹默、黎錦熙等解答問題，其餘時間則為自己讀書。至於拜師學習者，則得到諄諄教誨。鹽穀溫從葉德輝習元曲，葉在《元曲研究序》中記其事道：“餘家藏曲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析疑問難，不憚勤求，每當雨雪載途，時時挾冊懷鉛，來寓樓，檢校群籍。君之篤嗜經典，過於及門諸人。”當鹽穀溫請益時，葉“執筆作答，解字析句，舉典辨事，源源滾滾，一瀉千裏，毫無窒礙。由朝至午，由午至晚，諄諄善誘。至會心之處，鼓舌三歎，筆下生風，如發小楷，直下一二十行，樂而不知移時。……夏日酷暑，不顧汗流滴紙，冬日嚴寒，不顧指僵難以握管，開秘籍、傾底蘊以授餘”（［日］鹽穀溫：《先師葉郋園先生追悼記》，載《斯文》，第9編第8號（192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