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以後，逐漸有日本留學生進入北京大學等校為旁聽生，如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目加田誠等。1928年吉川幸次郎在北大學院的旁聽證為第9號，選聽了馬幼漁的“中國文字音韻概要”、“經學史”和朱希祖的“中國文學史”、“中國史學史”，以後又先後聽過錢玄同的“古今聲韻沿革”、沈兼士的“文字學”、陳垣的“正史概要”、倫明的“版本源流”、餘嘉錫的“目錄學”、吳承仕的“三禮名物”等。考古留學生則選修馬衡的“金石學”。按照規定，科目一經選定，不得更改，並須注冊，但不必考試。（參見《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原件照片。旁聽生開學時須測驗程度。）同時他們還在中國大學選修課程。另外每周一次到西城的漢軍旗人楊鍾羲宅學習詩文和清朝學術史。楊氏曾與王國維同為廢帝宣統的南書房行走，熟於清朝的掌故製度及學術源流，多所著述，與日本學者及留學生交往甚廣，曾開辦雪橋講舍，並於日本人主辦的《文字同盟》雜誌刊登廣告，後因報名人數太少，未能開課。（參見《學問の思い出：倉石武四郎博士を圍んで》，載《東方學》，第40輯（1970年9月）。楊氏於清朝史實掌故極熟，但訥於言，見客常與人默默相對。）學習文學的奧野信太郎不滿北京大學裏以整理自然賬簿式的態度研究文學，認為缺少精致的學風，不足以談詩文，為體驗中國文化的精髓，反而從奚待園的教授《紅樓夢》中獲益良多。（參見［日］奧野信太郎：《北平通信（一）》，載《三田評論》，第474號（1937年2月）。）
學習書本知識隻是日本留學生來華的目的之一，而且可以說不是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實地了解中國社會，或者說通過各種活動認識中國的曆史文化與風俗人情製度。與此相應，日本留學生的在華活動主要有以下幾項：一、拜訪學者，二、訪書買書，三、考察名勝古跡，四、看戲采風。
以學問為目的的留學生，在現地向本國學者請教，對於全麵了解中國的曆史文化，可謂事半功倍。中日兩國間學者的交往由來已久，尤其是近代以來，學者的互訪日益增多，彼此增進了了解。這為日本留學生訪求名師提供了便利。尤其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小柳司氣太、今關壽麿、橋川時雄、杉村勇造等人長期在華，廣交文化界人士，注意掌握當代學術動向，其中任職東方文化事業總會的橋川時雄僑居中國二十餘年，“與中國學者交遊之廣，堪稱現代第一人”（［日］長瀨誠：《日本之現代中國學界展望（下）》，載《華文大阪每日》，第2卷第8期（1939年8月）。），並對在華日本留學生負一定責任，七七事變後日本組織所謂“東亞文化協議會”，1938年在北京舉行首次會議時，即由他介紹在華留學生的情況。（參見［日］小林澄兄：《東亞文化協議會》，載《三田評論》，第494號（1938年10月）。）留學生拜訪中國學者，往往由他們提供指示，或予以引薦。因而日本留學生對於中國學者的情況，有時較本國人還要熟悉，知道所研究的專題應向哪位學者請教。早在1919年岡崎文夫欲治宋學，即知須見深居簡出的馬一浮。他和同時留學的武內義雄、諸橋轍次、佐藤宏治以及今關天彭等，在讀書和縱談古今之外，“時時相攜拜訪名儒碩學”（《はしがき》，見《武內義雄全集》，第10卷，《雜著篇》，8頁。）。
這時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擴張氣勢下，中國人的反日情緒普遍高漲，學者對於真誠求學的日本青年卻能區別對待，熱情相助。竹田複來華，沈尹默不顧當時排日氣盛，說“我們是同學”，給予很多研究的便利。諸橋轍次留學期間會見過沈曾植、鄭孝胥、陳寶琛、姚永樸、姚永概、馬通伯、柯劭忞、樊增湘、王樹柟、葉德輝、王國維、康有為、章炳麟、蔡元培、楊鍾羲、胡玉縉、張元濟、傅增湘、周作人、錢稻孫、胡適、倫明、楊樹達、馬幼漁、陳垣、黃節、馬敘倫、朱希祖、孫人和、孫德謙、沈尹默、沈兼士、馬衡、馬鑒等。（參見［日］諸橋轍次：《支那の文化と現代》，85～94頁。）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學時，中日關係相對緩和，先後結識的中國南北學者文士有楊鍾羲、王樹柟、江瀚、傅增湘、汪榮寶、徐乃昌、金鬆岑、袁勵準、梁鴻誌、李宣龔、李宣倜、吳士鑒、李詳、張元濟、徐鴻寶、陳寅恪、楊樹達、黃侃、孫人和、胡光煒、馬幼漁、馬廉、馬衡、吳承仕、吳梅、朱希祖、沈兼士、錢玄同、錢稻孫、趙萬裏、李根源、王君九、潘博山、潘景鄭、王佩諍、王大隆、吳湖帆、陶冷月等。1929年7月楊樹達接待了來訪的倉石武四郎，認為“此君頭腦明晰，又極好學，可畏也”（《積微翁回憶錄》，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