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代開始，西方傳教士便已經進入中國。據統計，從明朝萬曆年間至清朝順治年間，翻譯出版的西方宗教和科技書籍多達150餘種。晚明時期，士大夫學習、研究西方學說已經蔚然成風。明朝禮部侍郎徐光啟與西方傳教士湯若望等人，根據西洋曆法改訂成新的曆書，即《崇禎曆書》。該曆書尚未來得及頒行於世，明朝便滅亡了。清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軍統帥攝政王多爾袞在進駐紫禁城之初，湯若望立刻上書，宣稱天主教的宗旨能勸勉百姓忠於君主、孝敬父母，教人貞節、廉潔、守法，因此得到了多爾袞將軍的信賴。湯若望還請求頒行新的曆法，也得到多爾袞的許可。順治二年，明朝舊曆正式廢止，改用湯若望編製的新曆，稱為《時憲曆》。湯若望因此得到清朝統治者的信任，授予通政使職銜，並被封為“通玄教師”。湯若望的得寵引起了相當一批保守勢力的嫉恨，其根本原因不在於湯若望個人，而是基於對整個西學的排斥。
針對湯若望帶來的西學，江南徽州的楊光先專門著有《辟邪論》一書，並且上奏《正國體疏》，矛頭直接指向天主教和湯若望本人，指責天主教是“無父無君”、“五倫俱廢”的邪教，西方科學則為“旁門左道”之學，同時控訴湯若望等人利用天主教的邪教惑眾謀反。對楊光先等人的意見，順治帝卻一概不予理睬。順治十八年(1661年)，順治帝病逝，康熙帝繼位。由於康熙即位時隻有8歲，還未能夠直接掌管朝政，朝政大權落到了鼇拜等四位輔政大臣的手裏。
康熙三年(1664年)，楊光先再度上疏，指控湯若望“邀結天下人心謀叛朝廷，已行跡顯露”。輔政大臣們聽信了楊光先的說辭，將湯若望逮捕入獄，管理天文曆法的專門機構欽天監內大小官員多人被處以死刑，剩下的入監、流放或解職。《時憲曆》被廢止，重新使用明朝舊曆。
第二年，楊光先被任命為欽天監正，其好友吳明桓任監副一職。楊又著書，題為《不得已》。書中極力批駁西方學說，說“寧可使中國沒有好曆法，也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可見其保守、頑固到了什麼樣的程度。楊光先不僅年紀輕，地位也不高，為什麼敢於如此直接斥責德高望重的湯若望，並且輕而易舉便取得了成功呢？楊光先的思想代表了當時清朝士大夫層的許多人的立場。中國知識界和上層社會之所以對西學萬般非難，將其排斥在中國學術以外，主要原因是中國傳統思想理論經過了兩千多年的積澱，算得上根深蒂固。如果沒有足以與它對抗的強大力量出現，傳統思想是絕對不可能得到改變的，這也是中國近代革命步履艱難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西方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大格局下，清政府看不到世界趨勢，驕傲自大，不思進取，甚至逆時代潮流而行，使得中國與西方的差距越來越大。毫無疑問，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列強遲早會把閉關自守的中國卷入到世界經濟發展的漩渦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