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暴力行為在鴉片貿易中源源不絕地出現，英國資本主義及其政府卻並未就此罷休。他們通過鴉片輸入與軍事侵略同時進行的外交策略，妄圖用鴉片和大炮的雙重進攻打破中國對外貿易的限製。
1832年，英屬東印度公司有一位職員名字叫做胡夏米，他曾經假冒“阿美士德”號船的船主，還邀請德國傳教士郭士立擔任他的助手，前往中國開展偵察活動。郭士立乃東印度公司的翻譯兼大夫，長時間從事鴉片走私活動，精通廣東話和福建話，到過中國的許多地方，了解中國的風俗民情。他們彙集了七十名客人，從澳門出發，到南澳島、廈門、福州、寧波和威海衛等地活動。每當來到一個新的地方，他們都會打著“通商”的幌子，向當地百姓散發一份傳單，以及《英吉利國人品國事略說》等小冊子，要求開展貿易。他們還通過為人看病的名義收買人心，引誘人們傳教，同時叫人沿途測量河道和港灣，繪製航海圖，研究各地的地形、物產與商業貿易詳情，甚至打聽中國方麵駐守兵力、器械裝備等軍事機密，並做了非常用心的文字記錄。
胡夏米的這次行動，為英國政府提供了真實的第一手資料。他們經過觀察，打聽到了中國沿海各地軍事裝備的實際情況：各地炮台常年失修，有的既無人負責駕炮，也無人守衛；有的炮台建設情況十分糟糕，不堪一擊；中國軍人裝備簡陋，隻有一把刀和一麵藤牌，或者一杆長矛，或者一支火槍；中國的戰船也缺乏必要的戰鬥力。尤其是胡夏米等人駕船闖過南江後，發現寧波守軍居然連阻止一支商船進港的能力都沒有。為此，他們得出結論說：“清朝的國力十分虛弱，秩序尤其混亂不堪，實行商議的辦法很難得到任何結果，對中國隻能采取武力征服，整個中國艦隊，也敵不過一艘英國戰艦。”很快，胡夏米就向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提出了武力進攻中國的建議：“隻要一支小小的海軍艦隊，就足夠對付中國了。船上載運六百人，以炮兵為主，以便登陸作戰。”
雖然胡夏米的報告不可避免有浮誇的成分，但它卻為後來英國政府在對華戰爭中製訂作戰計劃提供了依據。巴麥尊同意了胡夏米的意見，一方麵極力鼓動英國政府對華作戰；一方麵對英國政府派往中國負責對華貿易的商務監督律勞卑下達指令：1、大力推銷鴉片，不得幹涉鴉片走私；2、開辟商埠，在廣州以外的其他地方擴張英國的商業勢力；3、在中國沿海地區尋覓合適的地點作為海軍基地，以便在發生敵對行為時，確保海軍的安全。
律勞卑是英國廢除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獨營權之後，首位具有女王使節資格的駐華商務監督。1834年7月，律勞卑抵達澳門，成立了駐華商務監督處。律勞卑聲稱：“同這樣的政府打交道(指清政府)，應該以實力作為後盾”，“中國政府外強中幹，使用武力威脅，比用外交手段收效大”。因此，他一到中國，便未將中國主權放在眼裏。
按照清朝政府的外交慣例，澳門是葡萄牙的租借地，允許外國人自由流動和居住。但假設從澳門到達廣州，必須申請獲準入境的“紅牌”。外國人需要和廣東官府打交道，必須一律采用桌帖說明，由行商代為轉交。律勞卑認為自己身為英國政府官員，不願遵守舊規。他沒有申請紅牌便強行闖進廣州，並違反中外交涉必須通過行商的慣例，堅持直接與兩廣總督書信交往。9月2日，兩廣總督盧坤以律勞卑“不遵法度”為由，下令照例封艙，即中斷貿易。5日，律勞卑采取強硬姿態，以保衛英商及其財產的名義，命令停泊在外洋的兩艘英艦強行闖進珠江。7日，英軍順潮闖入海口，炮轟虎門、沙角、鎮遠、橫檔炮台。不久，又闖過大虎炮台，進抵黃浦。在黃浦拋錨後，英艦陷於清軍包圍之中，而清政府封艙的行為又使得英國商人的利益受到損害。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律勞卑放棄了武力進攻，退回澳門。10月，律勞卑在澳門病死。
1836年，義律被英國政府委任為第四屆駐華商務監督。義律自兩年前隨律勞卑來華，曾先後擔任船務總督、監督處秘書、第三監督、第二監督等職，他了解中國情況，主張保護鴉片貿易，通過武力征服中國。就職的當天，為了去廣州打聽虛實，他僅僅用察帖的形式領取紅牌，作為入境的憑證前往廣州，在廣州活動了7個月之久。不久，他滿懷信心地向巴麥尊彙報說：“無論實際的禁令是如何的嚴厲，我都堅持認為鴉片貿易合法是完全值得期盼的”，建議英國政府“必須使用武力，隻要有一艘軍艦到達白河口，就能夠使清朝皇帝作出讓步與妥協”。因此，1838年7月，巴麥尊派英國東印度艦隊總司令馬他侖少將率領“威裏士厘”號、“拉尼”號、“阿吉林”號三艘軍艦到達中國沿海地區，準備進行武裝挑釁。但是，此時廣東水師關天培等人已經在虎門設防把守。馬他侖生怕因此出現於己不利的局勢，不敢輕舉妄動。
以上資料說明，在邪惡的鴉片貿易背後有著更加險惡的計劃與陰謀——武力征服中國。中國即將麵臨殘酷的戰爭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