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鴉片輸入所產生的國貧民弱的嚴重後果，清政府到底采取什麼對策呢？大家都認為這是中原的一大害，但怎樣除害，卻又各懷己見。歸納起來，基本上有兩派：一派是主張消極地弛禁，一派則主張積極地嚴禁。兩派意見經過多年醞釀和鬥爭終於在1836年6月10日因太常寺少卿許乃濟上奏的一篇《鴉片煙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亟請變通辦理摺》而公開爆發了。
作為弛禁派的代表，許乃濟在這篇奏折中提出了以下三點理由：
（一）嚴禁不僅產生了不少流弊，並且例禁愈嚴流弊愈大。例如，“嘉慶初，食鴉片者罪止枷杖，今遞加至徒流絞監候各重典，而食者愈重，幾遍天下。乾隆以前，鴉片入關納稅後，交付洋行兌換茶葉等貨，今以功令森嚴，不敢公然易貨，皆用銀私售……洋銀遂有出而無入矣”。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呢？是查禁不力，查辦不認真嗎？許乃濟認為不是這樣，他認為：“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為利，法愈峻則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蓋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鶩利，鬼蜮伎倆，法令實有時而窮。更有內河匪徒，冒充官差，以搜查鴉片為名，乘機搶劫。臣前在廣東署臬司任內，報案紛紛，至栽贓訛詐之案尤所在多存，良民受累者不可勝計。此等流弊，皆起自嚴禁以後。”
（二）憑法令來嚴禁鴉片的效果既然如此，那麼停止貿易，下令閉關，是否就能禁止呢？照許乃濟看來，依然是不可能的。他說：“或欲絕夷人之互市，為拔本塞源之說。在天朝原不惜損此百餘萬兩之稅餉。然西洋諸國通市舶者千有餘年，販鴉片者，止英吉利耳，不能因絕英吉利，並諸國而概絕之。瀕海數十萬眾恃通商為生計者又將何以置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隨地可以擇島為渡，內洋商船皆得而至，又烏從而絕之？比歲夷船周曆閩、浙、江南、山東、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銷售鴉片。雖經各地方官隨時驅逐，然聞私售之數，亦已不少。是雖絕粵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貨之不來。”
（三）就以上兩點看來，許乃濟得出了一個“閉關不可，徒法不行”的結論，唯一的辦法就是弛禁。弛禁分三方麵：第一，是準許外國輸入鴉片；第二，是準許內地人民栽種罌粟；第三，是準許官員、土子、兵丁以外的沒有效職從公的百姓吸食鴉片。他認為采取這個辦法，就可以阻止白銀繼續大量外流。因為難以杜絕外商輸入鴉片，則可“令夷商將鴉件照藥材納稅，入關交行後，隻準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容許內地人民栽種罌粟，則“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迫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允許官員、土子、兵丁以外的沒有效職從公的百姓吸食鴉片，則“弛禁僅屬愚賤無職事之流，若官員、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數，似無傷於政體。而以貨易貨，每年可省中原千餘萬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實際上，弛禁就是解禁，這正是鴉片販子們多少年來想盡一切辦法，夢寐以求也不曾得到的，因此弛禁論本質上正是代表中外鴉片販子利益的言論。
許乃濟的弛禁論在私底下得到了相當一部分人的支持，就他敢於在皇帶麵前首請弛禁這一事實來看，當時“在朝廷和各省都有一個讚成把鴉片貿易合法化的有力黨派的存在”。但是，這個妥協苟安的意見，結果必然將導致出賣國家民族的利益，因此，朝廷中也沒有人敢於明火執仗地公開附和。同時，也出現了駁斥和反對意見，其中以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朱峪的奏折最有名，也駁斥得最透徹。他在奏折中把許乃濟的弛禁“無傷於政體”論，反駁得體無完膚。
隨著朱峪等人的奏折駁倒了許乃濟關於弛禁鴉片的主張，直接影響了朝廷的決策。公元一八三六年十一月，清政府終於決定采取嚴厲禁止鴉片貿易的政策。從此以後，朝野上下再也沒有一個人敢於公開提出弛禁鴉片的主張。有些人本來是介於弛禁和嚴禁之間的中間派，如今也逐步轉變過來，主張嚴禁。例如兩廣總督鄧廷禎等人，本來就是支持許乃濟意見的，後來也在行動中表示他們是主張嚴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