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蜀華在《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上明確地以《認識中華民族構成的一把鑰匙——（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讀後》為題說：“費老的研究不僅創造性地引出了一個符合客觀實際的嶄新理論，而且是一項極重大的發現，是認識中華民族整體結構的一把鑰匙”。顯然結構論是多元一體論的主旋律。
邸永君2003年發文披露，在費孝通先生對中華民族結構的研究領域孜孜以求的同時，許多從事民族研究的學者也在思索和探討著同一問題，陳連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但是，陳連開把中華民族“多”與“一”的關係概括為“多元集合體”。費老認為，把中華民族概括為“多元集合體”的提法不易理解，不如概括為“多元一體”。費老的高瞻遠矚，使陳先生頓開茅塞。他立即把手頭存有的論著全部送給費老作撰稿參考之用。費老以其高度的概括力，將中華民族結構作了高層次闡發，完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這篇傑作。
陳育寧於2005年在《寧夏日報》上撰文也認同了多元一體論的結構論本質，他說：“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的主要貢獻，在於它提出並確立了多元一體這個核心概念一在描述和分析中華民族構成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從而為我們認識中國多民族曆史特點提供了一個把握全局的總思路。
孫秋雲於2006年還發文認為，費孝通教授“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是從當代中國各民族關係現狀和大局來探討或建構中國各民族相處和聯係的曆史過程。它是以當代“民族一國家的政治理論為參照框架，結合中國各族體曆史發展的狀況，以族體為中心的一種觀照方法，為如何理解現實中國國內各民族的關係和互動提供了一個富有創見的結構圖。好一個“結構圖”，真是一語點睛！
對於多元一體論的結構論本質，費孝通後來又作過進一步的闡述，他在《北京大學學報》上撰文說：
這篇講話（指《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主要論點：第一是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56個民族的民族實體，並不是把56個民族加在一起的總稱，因為這些加在一起的56個民族已結合成相互依存的、統一而不能分割的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裏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這個論點我引申為民族認同意識的多層次論。多元一體格局中，56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
第二是形成多元一體格局有個從分散的多元結合成一體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必須有一個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漢族就是多元基層中的一元，由於他發揮凝聚作用把多元結合成一體，這一體不再是漢族而成了中華民族，一個高層次認同的民族。
第三是高層次的認同並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可以並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所以高層次的民族可說實質上是個既一體又多元的複合體，其間存在著相對立的內部矛盾，是差異的一致，通過消長變化以適應於多變不息的內外條件，而獲得這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
為什麼學術界眾口一致地認為多元一體論的本質是結構論呢？說起來實際上很簡單，費先生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命名多元一體論關鍵詞就是“格局”，而“格局”一詞的本意就是“結構和格式”。所以費先生的多元一體論的著眼點，或者說理論基石就是結構論。
要討論多元一體論結構論的內涵本質，有必要了解結構主義的特點。列維·斯特勞斯在《結構人類學》中強調結構主義的特點主要有：第一，結構是一個完整的整體，組成各元素之間是嚴密地相互製約的，以至其中任何一個都無法獨自發生變化，即結構的整體性；第二，如果一個結構中的某些元素發生了特定的變化，該結構就不複存在，即結構的可變性；第三，結構的意義在於可以直接地認識被觀察到的一切事實，即結構的可識性。即族群結構具有整體性、可變性和可識性三個特點。
那麼，如果分別從中華民族的外部結構和內部結構來探討，我們會發現中華民族結構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可變性，在此，可變性隻涉及中華民族的外部結構的獨具特色，它不同於結構主義所說的使族群不複存在的可變性。這裏的可變性不會影響到中華民族的存在與否問題。它指的是中華民的構成部分會發生改變的情況。從曆史的角度來看，中華民族的外部結構是一個變量，它會隨著曆史的發展而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