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秦漢時期的衝突互動
秦漢時期的衝突互動集中表現在漢與匈奴的關係上。有漢一代，漢王朝與匈奴族的立體交叉互動一直是中國北方民族互動過程的主線。
漢武帝元光二年（前133），漢以30萬大軍設伏於馬邑（今山西朔縣），並誘匈奴單於取馬邑，試圖以伏兵俟機出擊，後來單於率十萬餘騎人武州塞，中途發覺，引兵而退。馬邑之伏，拉開了漢匈之間衝突和戰爭帷幕。此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漢匈雙方長期處於交戰之中，著名的戰役就有河南之役、河西之役和漠北之役。這種衝突的態勢到了西漢末年才有了新的轉變。
及至東漢，漢與匈奴的關係仍然如此。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分，南匈奴請求內降，“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北匈奴）”。東漢王朝一麵接受了呼韓邪單於的歸漢請求，並對南匈奴采取了整合的政策；另一麵東漢對北匈奴采取了戰爭的手段，章和三年（89）東漢王朝大舉出兵，征伐北匈奴。在這次對北匈奴的戰爭中，征調了南匈奴、鮮卑、羌胡共三萬餘騎，而北匈奴隻有一萬三千餘乘。少數民族的軍隊在這場戰爭中為徹底擊敗北匈奴，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此外，東漢永平十六年（73），為了斷匈奴右臂，竇固、耿忠率領漢軍自酒泉向天山東麓進軍，擊破匈奴呼衍王，追至蒲類海（今巴裏坤湖），取伊吾地（今新疆哈密）。第二年漢軍再次追擊匈奴於蒲類海，取車師前後王國，經過這兩次戰役，匈奴勢力退出天山東麓，東漢王朝“遂通西域”。永平十八年（75），匈奴2萬騎擊車師，圍攻東漢的屯田吏卒，焉耆、龜茲則攻殺酋域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及漢軍二千餘人。此時漢章帝繼位不久，由於連年災荒，流民失所，社會呈現出不安，因此不願意繼續對外用兵，而罷西域都護、戊已校尉。建初二年（77），又撤退伊吾的屯田部隊。章帝建初三年（79）班超上書東漢政府，提出了“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的政策方針。東漢政府接受了這個建議，派徐斡為司馬，將施刑義從兵千人前往，以援助班超。於是在“以夷製夷”政策的指導下，班超以疏勒、於闐兩國兵進攻莎車，迫使莎車投降，“威震西域”。在肅清南道之後，永元六年（94）班超以龜茲、鄯善8國兵共7萬人降服焉耆、尉犁、危須三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
有漢一代與北方和西域匈奴的衝突互動占據主導地位的同時，與南方少數民族的衝突互動也不乏其例。
以南越為例，漢高祖十一年（前196）頒布詔書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越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倫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為南粵王。”高後時期，因禁南越關市鐵器，趙佗乃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擊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後遣將軍隆慮侯灶往擊之。”南越與漢王朝的關係一度出現裂痕。漢文帝即位後，罷擊越之兵，修治趙佗的先人塚，如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繼續執行對南越的懷柔政策，並派陸賈再次出使南越，修好與南越的關係。由於文帝對趙佗稱帝及進犯長沙不予追究，對高後“隔絕器物”促成趙佗犯邊一事，分擔了責任。表示願與趙佗“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趙佗才去帝號，並同漢王朝保持著較好的關係。但是，經過漢初的休養生息到武帝統治時期，西漢王朝經濟繁榮，國力強盛。漢武帝也就將漢初對南方少數民族的“和集”政策轉變為以武功開拓為主的民族政策。建元三年（前138），閩越軍擊敗東甌軍，越過邊界，進逼甌江，東甌王慌忙上書漢朝庭，請求援助。太尉蚡不主張對閩越用兵，但漢武帝在大臣嚴助的建議下“遂發兵浮海救東甌”。(42)建元六年（前135），因閩越王出兵攻掠南越國，漢武帝急遣大軍分兩路進攻閩越。這次出兵南下，因閩越王主動退卻而就此罷兵。在武功開拓疆域的民族政策指導下，自建元六年（前135）至元封二年（前119），漢政府以招撫與武力並用的方式統一了西南夷地區；元鼎五年（前112）漢軍分四路出兵嶺南，第二年降南越國。元鼎六年（前111）漢武帝親自布置四路大軍進討閩越，迫使閩越降漢。由此可見，西漢之時，漢與南方少數民族的關係中衝突互動是一個重要的方麵。
兩漢時期的衝突互動使中華民族在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道路上前進了一步。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衝突互動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曆史上最為混亂的一個曆史時期，在國家大動蕩、大分裂，民族大遷徙、大同化的態勢下，衝突就不可避免地成了這個時期民族互動的旋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