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中華民族史的研究中，筆者常常思考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上下五千年，經曆了無數的曆史風雨，曆經無數的曆史坎坷，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但“大一統”始終是曆史的大趨勢、大潮流，盡管中華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但卻趁著大趨勢，順著大潮流，堅定不移地走向一體，中華民族表現出了世界上少有的凝聚力。中華民族為什麼會從多元走向一體呢？筆者認為產生凝聚力的文化基因起著決定性的關鍵作用。本章以葫蘆神話為例探討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問題。
一、文化基因：中華民族凝聚的理論觀照
文化是什麼？對此每一個學者都可以自定義的問題，筆者在此不予以討論，隻是用自己對文化的理解認為：文化就是人的一切行為方式的表達。其中的內涵有三個層麵，一是人；二是一切行方式；三是表達。當然表達是多樣化的。俗話說，人以群分，物以類聚。為什麼多元的中華民族會走向一體呢？或者說是什麼力量使得中華民族會從多元走向一體呢？是文化基因。本來中華民族是多元的，文化表達也就是多元的，但是在中華民族多元的文化表達中，總是給人們透露出了一個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起源多元的中華民族有著共同的文化基因。
要了解文化基因，先必須像黃庭堅所說“知天下之脈絡”那樣了解文化人類學理論發展的“脈絡”。何國強先生認為人類學對於文化的理論研究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進入了一個新階段，60年代的主題是符號、自然、結構；70年代的主題是馬克思主義；80年代的主題是人的主動性和社會實踐；90年代的主題則是後現代、世界體係和文化離散。何先生的 種分析當然有他的道理，但是筆者更傾向於認為，人類學對於文化的理論研究如果以20世紀70年代為分界線的話，實際上分為兩個時期，此前為外表描述時期，此後為內涵解釋時期。
所謂外表描述時期，是指從英國泰勒1871年發表《原始文化》到法國列維一斯特勞斯1976年發表《結構人類學》第二卷。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在這個一百年的發展中，基本上都是對文化外部特征的描述，如泰勒、摩爾根的古典進化論，拉第爾、格雷布內爾的文化傳播論，孔德、塗爾幹的社會決定論，布朗、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功能論，博厄斯的曆史特殊論，列維.斯特勞斯的文化結構論，懷特的新進化論等等。這些文化人類學流派的理論表達雖然各有側重，各有千秋，但本質上都是對文化外部特征的表達，也就是說文化的這些特征都是人們一眼可以看清楚的，所以，這些特征是外在的、實證的、物質的。
所謂內涵解釋時期，是指從美國格爾茨1973年發表《文化的解釋》和英國利奇1976年發表《文化與交流》。文化人類學的理論在這三四十年的發展中，基本上都是對文化內涵解釋的闡述，如利奇﹒特納的象征論，格爾茨的解釋論，薩林斯的符號論，埃莉諾﹒羅施的認知論等等。這些文化人類學流派的理論雖然也各有側重，各有千秋，但本質上是對文化內涵的深層次解讀，也就是說文化的這些內涵不是一眼可以看清楚的，它需要人們去分析它的意義，同一種事物，它可以是不同的象征，有不同的解釋，代表不同意義的符號，就是認知論也不滿足於在社會裏找文化，而要到人的頭腦裏去找文化、找意義，所以，這些特征是內在的、心理的、精神的。
了解文化人類學理論發展的脈絡，再來看什麼是文化基因，就可能有一個整體的把握。
早在1955年，美國人類學家朱利安﹒史徒華（J.H.Steward）在《文化變遷的理論》一書中就提出過“文化核心”（Culeuralvore）的概念，指的是與生產及經濟活動最有關聯的各項特質之集合。實際證明與經濟活動有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與宗教模式包括在文化核心之內。但是，文化核心之說還隻是一種文化中所含有的一組基本特征（avonstellationofbasivfeature），並不是文化內涵組成的最小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