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人們可能會對草原民族與農業民族能走向“一體”不解：一個遊牧經濟、全戈鐵馬，表達的是草原文化，另一個農業經濟、飯稻魚羹，表達的是農業文化。猶如水與火如何能相容？事物的發展往往出乎人們的意料，中國的草原文化和農業文化不僅相容，而且具有巨大的親和力。
所謂“親和力”本來是指兩種或兩種以上物質結合成化合物時互相作用的力。筆者借用這個詞來說明中國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結合的關係，來解讀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中，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結合的親和力。
一、中國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互補性的結合
中國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的親和力表現在兩種文化互補性的結合上。
中國文化從經濟類型來分可大致分為草原文化和農業文化兩類。在中國地圖上，從東北鬆嫩平原西部遼河中上遊陰山山脈鄂爾多斯高原東緣（除河套平原）祁連山（除河西走廊）青藏高原東緣劃一條線，那麼，此線以西以北的廣大地區，包括內蒙古、甘肅、寧夏、青海、新疆、西藏，以及黑龍江、吉林、遼寧、四川的一部分為草原文化區，此線以東以南則為農業文化區。對此費孝通先生曾有一個說法，他認為“劃分農牧兩區的地理界線大體上就是從戰國時代開始建築直到現在還存在的長城。這條戰國秦漢時開始修成的長城是農業民族用來抵禦牧畜民族入侵的防線”。
這樣經緯分明，而且在曆史上從秦漢起所形成的“南有大漢，北有強胡”對抗格局的兩大文化區，為什麼又能整合為一個統一的中國呢？北方的遊牧民族與南方的農業民族又為什麼能互動整合達到和諧一致呢？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的互補性所產生親和力的作用。對此，費孝通先生在《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中有一個並沒有引起人們重視的論述，他說：
“中原和北方兩大區域的並峙，實際上並非對立，盡管曆史裏記載著連續不斷的所謂劫掠和戰爭。這些固然是事實，但不見於記載的經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卻是更重要的一麵。
把遊牧民族看成可以單獨靠牧業生存的觀點是不全麵的。牧民並不是單純以乳肉為食，以毛皮為衣。由於他們在遊牧經濟中不能定居，他們所需的糧食、紡織品、金屬工具和茶及酒等飲料，除了他們在大小綠洲裏建立一些農業基地和手工業據點外，主要是取給於農區。一個渠道是由中原政權的饋贈與互市，一個渠道是民間貿易。
貿易是雙方麵的，互通有無。農區在耕種及運輸上需要大量的畜力，軍隊裏需要馬匹，這些絕不能由農區自給。同時農民也需牛羊肉食和皮毛原料。在農區對牧區的供應中，絲織物和茶常是重要項目，因而後來把農牧區之間的貿易簡稱為馬絹互市和茶馬貿易。”
費先生的這一段話正是對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親和力內蘊的經典詮釋，事實正是如此。
秦漢之時，當秦漢與匈奴在政治上形成對峙態勢之時，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的互補就以“合市”、“賞賜”等方式凸現出來。當時農業文化區漢地的物產，如鐵器、銅器、陶器、繒絮、食物、金銀和其他生產生活用具大量流人匈奴。漢文帝時，中行說向單於建言：“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於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歸於漢矣。”這表明，漢物流入匈奴已成不可阻擋之勢。即使匈奴分為南北之後，北匈奴雖被擊敗遠走，仍不斷要求與漢“合市”，漢亦應之。元和元年(84)北單於遣大且渠等驅牛馬萬餘頭至武威，與漢商交易。在與匈奴交換中，漢所得到的主要是畜牧和狩獵產品。南北朝時，在南北對峙的政治背景下，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的互補仍然阻隔不斷，以聘使互市等方式凸現出來。
拿聘使來說，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拓跋燾南征時，就與宋互派使者，索送土特產。劉宋以甘蔗、酒、柑桔、螺杯、炬燭、錦等土特產送與北魏，北魏則以駱駝、馬、氈、鹽、胡豉等送與劉宋。齊永明元年(北魏太和七年，483)，齊武帝遣驍騎將軍劉纘聘於北魏；魏人出內藏之寶，“使賈人鬻之於市”。北齊李繪使梁時，前後行人“皆通啟求市”。西魏相宇文泰為通好於梁，一次就“致馬二千匹”。
再拿互市來說，其在十六國與東晉之間已經存在。如祖逖北伐收取黃河以南後，石勒遺信請求互市。逖不答勒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前秦苻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荊州，以引南金奇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北魏文成帝拓跋在宋孝武帝即位後，遣使求互市，“時遂通之”。這種互市在當時十分普遍，據《魏書·食貨誌》所載，當時北魏不僅“西域、東夷貢其珍物”，而且“又於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貨、羽毛齒革之屬，無遠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