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當時民間私下貿易更是頻繁。南齊、蕭梁時，如“鬱州接邊陲，民俗多與魏人互市”。北方與南方貿易，主要為獲取糧食、布匹、羽毛、齒革、馴象、孔雀、甘蔗、柑桔、錦、名酒，等等，南方則欲從北方得到馬匹及其他畜產品等。史謂“自淮以北，萬匹為市，從江以南，千斛為貨”。可見布匹、糧食交換的數量頗為可觀。壽春、襄陽等城市既是南北交爭的要衝，又是南北互市的樞紐。
唐代與回鶻馬絹貿易是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互補的一個典範。當時馬絹貿易的主要方式是進貢和回賜，一般情況下回鶻派到唐朝的使者，大部分兼做買賣，使者隊伍少者數十人、多達數百人，如乾元元年(758)88人，上元元年(760)20人，大曆八年(773)140人，貞元四年(788)除回鶻大首領妻妾56人外，隨從人員達千人之多，長慶元年(821)573人。馬是主要貢品，且數量多至萬匹。唐朝以絹市馬，按正常比價，“一匹馬可換二十至三十匹絹，但實際上是“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
在這種互補中，回鶻從唐朝取得了所需要的絹帛，唐朝則達到了有利於邊防安全和內部穩定的目的。大曆八年（773）的一次馬絹貿易很典型地反映了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的互補性。那一年“回紇赤心請市馬萬匹，有司以財乏，止市千匹。(郭)子儀曰：回紇有大功，宜答其意，中原須馬，臣請內一歲奉，佐馬盤”。唐代宗旋“命有司量入計許市六千匹”。
及至五代十國之時，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互補性的表現也十分突出。如後唐由於應付戰爭，求馬若渴，後梁貞明三年(917)，河東李存勖征募戰馬，沒有馬匹的人戶便有的以“鬻十牛易一戰馬”的高價向北山諸部購買上交。於是西北草原地區少數民族乘機“貢馬”獲利，他們結隊到後唐都城洛陽，“以貢馬為名，國家(後唐政府)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萬餘緡”。後來，後唐在青州、登州、雲州、涇州、靈州等地先後開設馬市，進行交易。如後唐同光三年(925)，後唐從青州市易中買到女真黑水部“馬三十匹”。後晉政府在靈武設馬市，每年購得黨項馬5000匹。後周廣順元年(951），涇州“招到蕃部，野龍十九族有馬赴市”。正是這種互補性親和力的作用，當時前來互市的少數民族，除了帶來大群馬、羊等牲口外，還有玉團，各種皮貨和其他草原產品，而他們買回的是糧食、紡織品、珠、衣冠服飾以及其他農業產品。
宋遼夏金時，在宋遼和西夏的鼎立和金與南宋對峙的政治背景下，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的互補性仍然十分突出，拿契丹族來說，五代時契丹與後唐就有固定的互市地點，並規定過互市則例，《冊府元龜》九九九載：“後唐天成二年八月，新州奏，得契丹書，乞置互市。六州言：總管報，於州北野固口與契丹互市，從之。十二月，六州沙彥珣奏十年前與契丹互市則例”。在後晉則專門設有“回圖使”管理互市商務。在宋遼對峙時，宋初在鎮、易、雄、霸、淪州各設榷場，與遼交易。“檀淵之盟”後，遼先後在涿州、新城、朔州南和振武軍，置榷場與宋交易；宋也先後在雄州、霸州、安肅軍以及廣信軍置榷場與遼交易。在交易中，遼賣給宋的貨物主要有羊、馬、馬具、皮革製品、毛氈，鎰鐵刀劍、珍珠等，以羊為最多，宋賣給遼的貨物主要有茶葉、藥材、糯米、紡織品、麻布、漆器以及香料、象牙等奢侈品，同時宋的銅錢也大量流入遼使用。遼和北宋並立長達一百六十多年，但即使在政治關係這樣緊張的局勢下，雙方的榷場貿易和私人交易仍日益頻繁，足見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互補的不可替代性。
元代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的互補性有增無減，據《元史》記載，傳統的“茶馬互市”在元代更為發展，特別在今川、藏交界處的朵甘思一帶，漢與吐蕃兩族人民可以自相貿易往來，不受限製，元政府於至元十四年（1277）“置榷場於碉門、黎州，與吐蕃貿易”。吐蕃人以馬匹、氆氌等土產換取內地所產的茶、絹、帛等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