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茶馬互市在民間也進行著。當時藏族商隊通過兩種途徑進入漢地，一種是直接到洮州、河州、雅州、黎州、威州、茂州藏漢交接地區的傳統貿易地進行互市；一種是編入朝貢使團，除了貢品之外，沿途進行交換。漢族商人也帶著大宗貨物進入藏地出售，將大批藏地物產運到內地販賣。通過藏漢商人運入藏區的物資主要是茶、鹽、布、絹等，也有羅、薑、紙、糧食、各種器具和衣服，輸入內地的物資主要是馬匹、各種畜產品、紅花、蟲草和其他藥材、土產。
清代，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彼此豐給”的互補繼續發展著。據《清實錄》記載：從清太宗皇太極崇德元年至高宗弘曆乾隆十九年(1636~1754)，準噶爾大、小台吉、宰桑、喇嘛等共朝貢、貿易153次。如崇德二年(1637)“厄魯特部落顧實車臣綽爾濟，遣其頭目庫魯克，來貢馬匹、白狐皮、獺喜獸、絨毯等物”。順治二年(1645)，“厄魯特部落顧實汗子多爾濟達賴巴圖魯台吉來請安，貢馬匹、氆氌”。次年，又貢。康熙二十二年(1683)，噶爾丹博碩克圖汗遣使向清朝“貢馬四百匹，駱駝六十頭，貂皮三百，銀鼠五百，猞猁猻皮三張，沙狐皮一百，黃狐皮二十，活雕一隻，貼金牛皮五張，厄魯特鳥槍四杆”。噶爾丹在未與清朝發生武裝衝突之前，向清政府派出的進貢使團，每次達數百人，17世紀80年代時甚至達千餘人或數千人。。
準噶爾部牧奴主貴族和大、小和卓農奴主貴族的叛亂平定之後，哈薩克與清政府的互市日趨頻繁。哈薩克的互市地點，先在烏魯木齊，後來增加了伊犁和塔爾巴哈台。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朝駐疆官兵，即以所餘雜物“與哈薩克交易，共得馬二百餘匹”。
乾隆二十三年（1758），哈薩克哈巴木拜的兒子和弟弟驅馬300餘匹到烏魯木齊貿易。自乾隆二十三年九月至二十五年十二月（1758~1760），共有14批哈薩克商隊來烏魯木齊貿易，用馬4567匹。換取了貢緞、蘇花緞、蘇素緞、小花線緞、閃緞、彭緞、揚緞、帽緞、織雲緞、補緞、妝花緞、摹本緞、金百蝶、金壽字、金雙喜、中片金、蟒緞、草錦等3733.5匹，綾249對，荊絹681.5匹，京莊白布等布1619匹，梭布662.5對、匹，油綠姑絨1聯，花毛氈6塊，花紅線7斤，川煙50包。
在哈薩克與清政府的互市中，馬特別重要，故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政府規定：“將來與哈薩克交易，當以孳生馬匹為要，俟新疆足額，再撥補內地。”哈薩克人則“皆需茶葉應用”，於是清廷準許“寬裕運送，以資食用，俾彼地人眾，並得承買。”塔爾巴哈台“每年由肅州預調茶葉三千封”，用於購買哈薩克牲畜及官兵購買。
正是由於中國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這種互補性的結合，構成了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的內蘊。這種深層次的內蘊，使草原民族與農業民族能從“多元”走向了“一體”。
二、中國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結構性的結合
中國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的親和力還表現在兩種文化結構性的結合上。
從宏觀上審視，中國經濟類型大致是西北為牧區，東南為農區。事實上，牧區並非絕對的純牧區，農區也非絕對的純農區。
為了深入地說明中國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結構性的結合，我們對新疆的情況作一個透視。拿北疆來說，秦漢之時作為遊牧民族的烏孫，其墓葬內普遍有陶器殉葬，並曾出土鐵鏵，這是兼營農業的佐證。南北朝時柔然主阿那瑰北魏正光三年（523）給北魏上表，“乞粟以為田種。”鐵勒，“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而少馬”。隋唐之時黠戛斯人“頗知田作”，農產品有粟、小麥、青稞等。回鶻西遷之後，大量兼營了種植業，並逐步轉變為以定居農業為主。在日常生活中粒食已同肉食一樣，對於回鶻貴族來說，也已成為必不可少的食品。明末清初，準噶爾部“且耕且牧”，“部落繁滋”。他們“從回疆各地強迫許多維吾爾族人民遷居伊犁為他們耕種”。稱這些種地的人為“塔裏雅沁”、“塔蘭奇”。當時，伊犁河、額爾齊斯河、額敏河流域和烏魯木齊、哈喇沙爾等地都有不少耕地，種植有：小麥、大麥、青稞、稻米、高梁、糜、黍、小豆、麻等農作物，還有各種瓜菜和水果，“百穀園蔬之屬，幾於無物不有。”。由此可見，就是以遊牧為特征的北疆，也是以牧為主兼有農業的經濟結構，形成草原文化與農業文化結構性的結合。
再拿南疆來說，與北疆相比，其以農為主的特征凸顯，但是實際上，南疆塔裏木綠洲定居農業區的畜牧業比重一直很大。如於闐、龜茲、焉耆、鄯善、疏勒等塔裏木城邦諸國利用自身的生態環境和地理特點，既在綠州沃土上經營農業，又在山穀隙地中放牧羊馬，所以，畜牧業是城邦諸國生產的另一支柱。《北史·西域傳》記焉耆“畜有駝馬”，龜茲出“良馬，犎牛等”，疏勒、鄯善等國也同樣飼養這類家畜，且皆以羊、馬為主畜。其中龜茲由於引進了大宛汗血馬種成為城邦諸國中最有名的良馬產地。故《舊唐書》卷198記龜茲“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力業……有良馬、牛，饒葡萄酒，富室至數百石”。於闐沙漠特多，以產駝馳名。在匈奴人的影響下，城邦諸國早已學會實施哺乳動物雜交，培育出驢、馬雜交的騾子，可見驢也是城邦諸國慣常飼養的家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