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劃分為階段的，一個舊的階段結來之時，正是一個新的階段開始之日。這個更新，可以用“舊桃換新符”來比喻。中華民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聲中誕生，既標誌著中華民族形成階段的終結，又標誌著中華民族發展階段的開始。今天中華民族正處在發展的關鍵時期，麵對全球化的潮流，中華民族如何應對，既是一個學術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
濟濟芸芸的中華民族，以其團結、進步、繁榮的風貌屹立在世界的東方，峨峨於民族之林。在當今國際政治風雲變化多端之時，尤其是在民族主義思潮泛起之際，為了維護中國的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進步和人民繁榮，在人們了解和認識了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曆史過程的同時，很有必要加強中華民族曆史觀的教育。
一、民族認同與國家建構的“美美與共”
全球化使地球越來越小，使人與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交流越來越頻繁、越來越便捷。麵對世界的這一巨大變化，中國各民族如何麵對國際社會？在與國際社會交往中誰能代表中國？是人口眾多的漢族嗎？不是。否則的話置其他55個少數民族於何地？是少數民族嗎？也不是。否則的話人口占中國人口90%以上的漢族又作何感想？因此，無論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還是國際社會，都應該認同中華民族。對此問題，筆者在本書的緒論中已有論述。現在的問題是要真正實現對中華民族的全麵認同，而不僅僅是文化和學術上的認同，不僅僅是空喊幾句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口號，必須實現民族認同與國家建構的匹配，即實現“美美與共”。
民族認同是學術界討論最多的一個熱點問題。關凱對民族認同有一個簡明扼要的論述，他認為對於特定民族的個體成員來說，其民族身份有兩個來源，一方麵為內在的自我認同意識，無論是原生的還是工具主義的，產生於血緣、家庭、語言、價值觀以及社區環境和集群行為的影響之中；另一方麵為外部認同，民族的外部認同來源於非群體成員對民族成員社會差異的感知，這種差異主要是在文化上，包括語言、習俗、觀念與價值傾向、生活方式等。族群認同的主要特征是群體性的共同的心理感受，這種感受，或者稱之為感情，能夠把本群體和其他群體區分開來。現在中華民族的認同正處於一種特殊的過渡狀態，即一方麵中華民族的形成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人們在文化上、學術上、精神上都認同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的自我意識己十分強烈，所以溫家寶總理在中國第一幅月圖發表時堅定地說：“中華民族完全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上發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號召。問題是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如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建構相匹配，以實現兩者的“美美與共”？
而要實現民族認同與國家建構的“美美與共”，現在的關鍵是如何發揮國家之隻手的作用？而要發揮國家之隻手的作用必須弄清“國家建構”的內函和意義。對此問題關凱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他說：“看上去，國家建構（nationbuilding）這個詞語象是一個建築學的術語，是一個人工而非天然的建築工程。隻是建築這種“國家大廈（building）”的材料，不是具體的鋼筋水泥，而是有點抽象的國家政策。”他進一步闡述道：
“國家建構是現代政治的重要概念，其行動目標是建構現代民族一國家的個體成員對國家的忠誠與公民意識，解除所有原來依附在皇帝、領主、宗教領袖及其他傳統政治權威身上的忠誠感，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公民。同時，大力推動國家化的公共權威的樹立。而這一切，是所有民族國家政治體製得以生存的前提。（國家）引導一國內部走向一體化，並使其居民結為同一民族成員”。
“從表現形式上看，國家建構通常是以民族建構的麵目出現的。國家通過在國家主權疆域內實行一體化的公共政策，無論是標準化的文化政策，如統一語言的推廣與使用、同一的意識形態（社會價值觀與規範）；還是公民教育體係，如同一模式的教育製度與教育內容；以及通過國家製度安排實現的社會再分配製度和補償性法律體係，將自己疆域內的所有居民納入國家的控製與文化塑造之中，從而促進一個與國家認同相匹配的“國家民族”的現實形成。全體國民不僅在文化象征意義上被國家儀式、象征物（國旗、國徽、國歌）、民族英雄和曆史物質遺跡在感情上連接起來，也在製度上被國家統一標準的製度安排結構起來，如交通與通訊設施、共同市場及其規則、代表國家意誌的科層製官僚體係等，從而成為現實的具有強烈感情基礎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共同體——一個新的國家化的民族。
公共權威的樹立在國家建構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國家建構的核心在於樹立起輕易不受挑戰的高度的公共權威，這種權威主要來源於國民對國家所推崇的價值與規範的道德認可。國家建構所包含的文化象征符號，都具有高度的道德性，一般來說，這些符號（如國旗、國徽和國歌）都象征著國家主權和民族的榮光與自豪。一旦國家統治的合法性受到侵蝕，這些符號的道德意義就會降低。而符合國民道德意識的公共權威，如國家所秉持的意識形態、社會文化的審美價值、政治人物的人格、社會再分配製度以及公民化教育的有效性等，都從不同的側麵影響著國家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