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裏，關凱把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的關係講得很清楚了。國際上的案例姑且不論，殊不知我們的老祖宗早就這樣做過，人們最熟悉不過的一個案例就是秦始皇滅六國，建立了統一的秦王朝時，充分地發揮了國家之手的作用，采取了推行郡縣製，築長城，規定“書同文字”，“行同倫”，“治馳道”，統一貨幣、度量衡和“車同軌”等一係列措施。這些都是運用政策建構統一的國家，大力推動國家化的公共權威樹立的同時，“通過國家製度安排實現的社會再分配製度和補償性法律體係，將自己疆域內的所有居民納入國家的控製與文化塑造之中”，使華夏民族也從分散走向了統一。從而實現了秦王朝與華夏民族的“美美與共”。
漢王朝在“國家建構”也充分地發揮了國家之手的作用，漢武帝采取了創設刺史製度，把全國分為十三州郡；實行“編戶齊民”；頒布“推恩令”、“左官律”和“附益阿黨之法”；頒行五銖錢、均輸法、平準法，建立了全國範圍的商業網；“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係列政策措施，使華夏民族在滾雪球中完成了向漢族的發展和轉化，從而實現了漢王朝與漢民族的“美美與共”。
事實上中國曆史上後來的唐、宋、元、明、清都實行了以羈糜製度和土司製度為主要內容的一係列的民族政策，以及其他政治、經濟、文化政策，都是為實現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美美與共”而作的努力。當然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曆史上的這種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其性質是封建主義的。
今天的中國正在世界上和平崛起，麵對全球化的挑戰，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建構與中華民族的民族認同一定要匹配起來，必須匹配起來，國家之手促成兩者的“美美與共”，定將會使中華民族真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二、中華民族的認同與中華民族曆史觀
在中國民族發展史上，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中出現過多元化的民族過程，主要有華夏諸族群聚合為漢族的民族過程，相關族群聚合為蒙古族、維吾爾族、藏族、回族、滿族、壯族、瑤族、苗族、彝族等中國少數民族的民族過程，大量少數民族的人口融合於漢族的民族過程，部分漢族人口融合於少數民族的民族過程。所有這些民族過程在中國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整合下，從多元走向一體形成為中華民族。所以無論從曆史的縱向度看，還是從現實的橫向度看，中華民族既是中國從古到今所有民族的總稱，又是中國各民族締造統一國家曆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民族實體，這就是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共識和認同。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就向人們提出了如何認識中華民族的概念，如何認識中華民族從多元走向一昏的形成和發展，如何認識國家建構與民族認同的關係等問題，這就涉及曆史觀的範疇。
所謂曆史觀是指人們對社會曆史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它是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曆史觀的基本問題就是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的關係問題。因此，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既是對中國各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過程的社會存在在社會意識上的肯定，又是對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對中國各民族從多元走向一體過程整合的社會存在社會意識上的肯定。這正是研究和解決中國其他社會曆史問題的出發點，正是劃分中國社會曆史觀上是曆史唯物主義還是曆史唯心主義的分水嶺。所以，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是中華民族曆史觀的內核，既關係中國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又決定中華民族的複興和發展。
三、加強中華民族曆史觀教育的戰略思路
中華民族曆史觀的樹立既是文化自覺的積澱，又是政治認同的結果。
作為文化自覺的積澱是對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曆史的共識。從國內來看，中國民族關係的發展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越來越顯示出對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重要作用；從國際來看，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兩極對峙向多極化的轉型，世界民族關係格局的重構，中國各民族必須以一個整體的形象麵對世界，也使得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越來越顯示出對國際交流、世界多元格局的發展的重要作用。而對中華民族認同的基礎就是對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曆史的共識，這種共識正是中國各民族對中國民族關係發展史反思的結果。費孝通先生在提出“文化自覺”理念時就說過：“反思實際上是文化自覺的嚐試。”所以，中華民族曆史觀的樹立本身就是文化自覺的積澱。
作為政治認同的結果，其實質上是政治認同感的形成。所謂政治認同感，簡要地說，就是人民對於政治狀態的一種理解和讚同的意向。這種政治認同感就是要教育公民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所以中華民族曆史觀的樹立又是政治認同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