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樾認為：多民族國家內部族際利益的整合對整個國家而言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將族際政治衝突控製在不致危及整個多民族國家生存的範圍內，是所有多民族國家族際整合的底線，在這個底線以內，愛國主義無疑有著巨大的族際利益調適功能，這個調適過程是持續不斷的，並應力求避免任何僵化的或倒退的方略。曆史與現實都表明，民族的充分發育和在一個多民族國家中結成一個具有一致利益的共同體，更符合時代發展的潮流。“中華民族之所以時至今日仍然被概括為多元一體，這本身就表明中華民族是一個由多元的諸民族構成的國族觀念。”“就國際政治而言，中國擁有一個多元一體的國族即中華民族；而在國內政治層麵，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其內部的諸民族對中華民族及其相對應的中國的認同情況，依然是當代中國內部整合的重要事項之一”。
關於國家內部的族際整合問題，台灣大學的葛永光在其論文《一體多元構架下的國家整合》中，用了較多的筆墨進行論述。他在比較國外幾種類型多元社會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充分肯定了一體多元架構社會的形態。與此同時，他指出，從儒家的“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亦即指夷狄用中國禮就變為中國人了”，直至孫中山先生早期主張的“民族同化”政策，是“一直以文化的同化政策為主”的政策，這種政策是不可取的，而“應走向文化多元主義政策”。“從長遠看，隨著教育的普及、通訊的改善、城市化的實現，以及政治社會的逐漸現代化，少數民族的族群意識必然會增強，此時同化政策可能激起的是更多的反彈與抗爭，是以從同化政策走向文化多元主義政策，可能是解決民族矛盾、衝突，以至促成和諧、共生共榮的必經途徑”，而“從文化多元主義觀點看，異中求同的政策，是比較合適一體多元的架構”。
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唐彥博從上古至先秦時期、秦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至元末時期和明朝至現代時期，來論述中華民族的融合與發展過程。他認為，中華民族融合的經過與發展，主要動力有二：“一是內塑力量，由內向外擴展，常表現於國內統一強盛的時期(如夏、周、漢、唐……)，把民族的光輝照射至各個邊遠地帶的宗族，使他們認清自己本來是中原的一部分，而被中原所傳播之文化相融合；二是外造力量，由外向內集中，常發生於國內紛亂衰弱的時期(如東晉、六朝……)，各個邊遠地帶宗族將自身儲藏之力量彙流到中原來，在各個地區發育滋長，而與中原所在地固有文化相融合。在長期的交流融合過程中，我中華民族內塑外造、相互融攝於生生不已之機，益發其強韌與堅忍不拔之待質。”而“文化與民族兩者相互依存，且不可分離”。唐彥博認為，中華民族文化的穩固性，超越性的特征，深厚的基礎，鑄就了中國社會在幾千年的長河中，雖曆經了一次又一次的改朝換代、外族的侵略、內亂的頻興，但其基本形式亙古不變，最終形成了“中華文化的多彩多姿、博大精深，且具有新生、共生、再生和永生的特性。”
台灣中山大學薑新立就文化多元、民族整合與國家統一的關係進行了詳細的闡述。他指出：“中國過去的分合過程隻是圍繞著統治權在運作，分裂是統治權力的分散與行政區域的分割，統一是統治權力的一元化與行政區域的統合。今日兩岸的分裂性質與情況要複雜得多。這種分裂、分離的情況是中國曆史上少有少見的，隻有通過民族整合的途徑才能為未來兩岸政治統合、祖國最終統一預設基礎。”他進一步指出：“一個民族的整合通常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由上而下進行整合；另一種是由下而上進行整合。所謂由上而下進行民族整合，係由政府或國家有計劃地、有綱領地推展民族整合，以謀國家統一，期使本民族的政治地圖與文化地圖合而為一。所謂由下而上的進行民族整合，係指一個民族成員意識到民族分離的乖離性與民族苦難的異化性，開始有意識地由社會麵、經濟麵、文化麵，最終政治麵的努力去進行民族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