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天，劉若愚進入位於美國西部加州的斯坦福大學，在亞洲語言學係執教。在這裏，他找到了最佳的學術單位作為事業平台和終生依托，登上了事業的頂峰。直到1986年因病去世，他一直在斯坦福執教達十九年，他的名字與斯坦福大學連在一起。
1967年，劉若愚的第二部英文專著《中國的遊俠》（T he Chinese Knight Errant）出版，這是他送給斯坦福大學的見麵禮。這部書當時在美國也許影響不是太大，但在80年代後，在中國武俠小說研究界聲名鵲起，被稱為“繼司馬遷《史記·遊俠列傳》之後第一部綜合研究中國曆史和文學上的遊俠的專著”。而在當時，“中國大陸的出版界和理論界，還拿不出一部觀點鮮明正確、材料翔實可靠的同類著作來介紹給本國和外國的讀者”。
1969年，他的第三部英文專著《李商隱的詩——中國九世紀的巴洛克詩人》（T he poetry o f L i Shang-yin：N inth-Century Baroque Chinese P oet）出版，早在1964年，從發表《李商隱的〈韓碑〉詩》開始，劉若愚便著手李商隱研究了。全書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序論》，包括《曆史背景》、《傳略》、《關於李詩的詮釋》、《翻譯問題》。第二部分稱為《一百首詩的翻譯及箋注》，為全書主幹部分。第三部分是《批評研究》。全書構成以翻譯箋注為主幹，包容史實背景、資料考訂、批評鑒賞、中西文學比較等，構成李商隱研究的新體係。其譯文之準確流暢，分析之深入到位，令中外學術界同行讚歎不已。
1969—1975年，劉若愚受命擔任斯坦福大學亞洲語言係主任。學術成就與行政資源相得益彰，劉若愚儼然成為美國漢學界的新一代領軍人物之一，於是“東夏西劉”之說，不脛而走。夏誌清回憶說：“一九六二年九月開始，我一直在哥大教書；若愚兄一九六七年離芝大而去史丹福任教後，也就在西岸定居。我至今未知是那幾位年輕同行，煮酒論英雄，品定我們為‘東夏西劉’的。但此說一出，傳遍美國著名學府的留學生間。”
1971年，劉若愚獲得約翰·西蒙·古根漢研究基金（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Fellowships）的獎助。“好風憑借力”，在良好環境的激勵下，劉若愚進入學術研究的高產期。
1974年，他出版第四部英文專著《北宋的主要詞家》（Major L y ricists o f the N orthern Sung）。這部書用他的詩學觀念和方法分析六位北宋主要詞家，是其理論觀念在詞學中的具體運用。
1975年，他出版第五部英文專著《中國的文學理論》（Chi-nese T heories o f l iterature）。在這部書中，劉若愚借鑒艾布拉姆斯（M。H。A brams）的“四要素”理論，又根據中國古代文論的特點加以改造，建構起認識中國文學理論的係統觀點，樹立了劉若愚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和比較文學研究權威學者的學術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