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後，劉若愚開始寫作他的第七本英文專著《語際的批評家》（T he Interl ingual Crit ic：I 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 y），這本書於1982年在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為一位語際批評家，劉若愚很自然地受到中西許多作者的影響。當他在《中國詩學》一書中第一次勾勒出“詩歌是對‘境界’和‘語言’的雙重探索”的理論框架時，這個理論就一部分源於他原來命名為直覺主義者後來命名為形而上學者的某些傳統中國批評家——嚴羽、王士禎、王國維，另一部分則來自如馬拉美（Mallar me）和艾略特（Eliot）的象征主義和後象征主義者。而在對中國詩歌處理的方法邏輯層麵上他受到了新批評家理查茲和燕卜蓀的影響。最後他在《中國詩觀再探》一文中進一步闡明和發展這個理論，其中他提到（不一定讚同）理查茲、韋勒克、威爾遜·奈克（G。Wilson Knight）和溫賽特（W。K。Wim-sat t）等等。再後來，當他寫《中國文學理論》時開始閱讀現象學者像胡賽爾（H usserl）、梅洛-龐蒂（Merleau-Ponty）、羅曼·英加登（Roman Ingarden）和杜夫海納（M。Dufrenne）等人的作品，他為自己和英加登、杜夫海納的某些文學觀點的相似性感到萬分驚訝。例如，當他寫到：“每首詩歌都表現了自己的世界”，它是“詩人外在環境的折射和一種全部思想的表達”，或當他寫到“當詩人想在詩歌中表現一個世界時他探索了語言的所有潛能；而讀者跟著詩歌的文字結構重複這個過程再創了這個世界”時，他還不知道英加登和杜夫海納在對文學作品藝術的描述中已經表達過相似的觀點。而且當他寫到“在他看來一首詩被寫成時僅僅是一個有可能性的存在，要一直到人們讀到它並進行具體化，在更多或更少的程度上根據讀者的能力去重新創造這首詩歌，它才是現實的存在”時，他沒有意識到杜夫海納不止一次地堅持說“一首詩歌隻有當被讀者感受和被這種感受神聖化時才能真正存在”。英加登雖然強烈反對心理主義，卻肯定“（一部文學作品的）每個抽象化過程必然屬於相應的主觀體驗，隻有如果，而且僅僅如果體驗存在它才會存在”。當他提出把詩歌結構描述為“複調式”（Polyphonic）比“層疊式”（Stratified）更合適時，他對英加登的文學作品層疊結構理論還沒有直接了解，隻是看過韋勒克的簡短介紹，後來他才知道英加登本人認為韋勒克陳述有誤；他也沒有意識到英加登已經用過“複調式”這個詞語，盡管它指的是“審美價值特質”而不是作品結構。
他認識到這些相似點不是全然巧合，而是（除了他感覺到的從這些理論家或影響他們的西方更早的西方思想家可能產生的間接影響外）源於這些西方理論家和某些中國批評家，尤其那些他以前稱為直覺主義者現在更喜歡叫做持形而上學文學觀的批評家的相似之處，他有意或無意地從後者吸取養分形成了自己的某些觀點。這些相似之處其實來自作為基礎的現象學與道家哲學的相似點，後者深刻影響了相關的中國批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