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國認為“文學是宇宙之道的顯現”，這種形而上學觀念可以與杜夫海納那種認為“藝術是存在的顯現”觀點進行比較。其次，有些中國批評家持形而上學文學觀，聲稱“物”“我”一體和“情”“景”不分，正像一些現象學者們聲稱主客體一致，“能思”與“所思”不分。再次，受道家思想影響的中國批評家和現象學家們都主張一種第二直覺，這種直覺隻有把判斷從現實上懸置後才能獲得。最後，這些人都認識到語言的悖論本質，它是表達不可表達的內容和重新發現主客體沒有區別之前意識觀念和前語言本質的一種不適當卻又必需的工具。
除了上麵提到的外，毫無疑問，劉若愚還受過其他思想影響，但他更關心的是思想的融合而不隻是影響，更關心中西觀念綜合的可能性而不是他自己觀念的單一性。身為一名研究中國文學，尤其是詩歌的語際批評家，他經常想達到將中西批評觀念、方法和標準綜合起來的目標。他在這個方向上努力的最重要成果是一篇題為《中西文學理論的綜合》（Towards a S y nthesis o f Chinese and Western T heories o f Literature）的論文，這篇論文為他後續的討論提供了一個觀念框架和理論基石。在《語際的批評家》一書中，他首先提出這個理論框架和描述這個框架裏的基本詩歌觀念，然後談論閱讀、翻譯、詮釋和評價的一些問題，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這些影響中國詩歌語際批評家；最後說明他自己目前研究中國詩歌的方法，並分析某些中國詩歌中時間、空間和自我的相互作用。
林理彰評價劉若愚說：“由於他確實精通兩國語言，他已經出版的將中國詩歌、散文翻譯成英文的著作準確流暢，通常都是句法對等，恰如其分。他的批評方法一直在不斷變化，開始同意理查茲、燕卜蓀等新批評家的觀點，後來轉到現象學家像胡賽爾、梅洛—龐蒂、英加登、杜夫海納等。象征主義者和後象征主義者詩學批評家如馬拉美和艾略特對他也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然而他從來沒有僅僅采取西方批評家的觀點和方法並全盤套用到中國文學上，相反的，他提出了融這些西方批評方法與中國傳統內在方法於一體的批評理論實踐體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