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觀劉若愚走過的學術道路，可以從學術和人品方麵給我們提供諸多的啟示：
第一，作為一位中國文學的語際批評家，必須找準位置，端正態度。他既不能采取歐洲中心主義的態度，以西釋中，生搬硬套，也不能采取中國中心主義的態度，以中釋西，閉門造車。合適的選擇是采用跨文化的態度，對中西不偏不倚，平等觀照。不管願意與否，用英文寫作這一事實本身使語際批評家成為比較主義者。劉若愚認為，任何一位用英文撰寫有關中國文學著作的人，離開比較文學就無路可走。
第二，探求世界共同詩學的方向，尋找中西詩學的契合點。雖然世界共同詩學隻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終極理想，但是，正如真理是一個不可能即刻實現的終極理想一樣，我們不會放棄對真理的追求，也不會放棄對共同詩學理想的追求。劉若愚企圖尋找超越曆史和文化區別的共性，即文學特征、特質、功能和效果。劉若愚相信，這樣的共性必然存在，否則就不可能有語際的闡釋。他對超曆史主義和跨文化主義闡釋的信念最終建立在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基礎上：所有的作者和讀者都是居住在同一個地球上的人，“人同此心，心同此感”。
第三，發展自己的理論，建立自己的詩觀。劉若愚致力於尋找中西詩學的某些共性和契合點，他的目的不是將中西觀念並列在一起，以機械的方式加以統合，而是堅持主體性的原則，在中西詩學的契合點上，致力於建立和發展他自己的詩學觀念。早在1962年發表的《中國詩學》中，劉若愚已經聲稱“詩是境界和語言的雙重探索”，又在後續的著作中，不斷地將此觀念闡發、補充、修訂，讓此詩觀成為其闡釋和評價文學作品的理論與方法。
第四，理論聯係實際的方法。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劉若愚堅持，理論需要在實際批評中得到檢驗、修正和升華。他的八部著作可以分成兩種主要類型：一種是以理論建設為主的著作，諸如《中國詩學》、《中國文學理論》、《語際批評家》、《語言·悖論·詩學》即是；另一種是以作品分析為主的著作，諸如《中國之俠》、《北宋六大詞家》、《李商隱的詩》、《中國文學藝術精華》即是。但是兩類著作並未截然分割，在理論性著作中，他不斷引用作品作為理論建構的論證；在作品分析類著作中，他往往在導言（引言）部分，介紹自己分析作品依據的理論觀點，並在其後的具體作品分析中，不時提示理論的原理和解析的方法。
第五，不斷進取的精神。劉若愚一生以每兩三年一部專著的速度從事研究和寫作，他不斷地超越自己，為自己定下新的探索目標，在國際政治文化的風雲變幻中，堅定不移地開拓出一條融合中西詩學之路。張隆溪教授在為《語言·悖論·詩學》寫的書評中指出：“如果說在更早的作品中，劉若愚超越了其他用英語寫關於中國文學理論的著作的人，那麼公正地說，他在這最後一本書中超越了自己。”劉若愚所走的學術道路不是沒有爭議的，他頂住來自四麵八方的壓力或責難，認準目標，走自己的路，他的奮鬥精神令人感佩。
讓我們以時間為序，根據劉若愚的專著和論文提供的線索，沿著劉若愚指引的融合中西詩學之路，作一番搜奇探勝的巡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