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若愚在碩士階段抱著學習西方文學的熱情去研究和比較中西的戲劇，研究對象的選擇，以及比較文學研究方法的運用，對劉若愚一生文學知識的積累、文學觀念的形成，以及研究方法的取舍都產生了莫大的影響。
就研究對象而言，劉若愚在約瑟夫教授指導下所選擇研究的是以馬洛、莎士比亞為中心的伊麗莎白時代戲劇。他通過閱讀和研究發現，此期的戲劇文學與西方現當代話劇不同，它們在思想觀念上，在文學表現上都與中國元代戲劇相似。在各自的時段裏，這兩種民族戲劇的文學劇本，第一次達到完全的成熟，同時，也到達了一個在它們之後的時代裏難以逾越的高峰。這一發現導致劉若愚並沒有向某些西洋文學研習者那樣全盤西化，反而回頭珍視中國文學優秀的傳統經典。試想，如果當初劉若愚選擇的研究對象是西方現當代話劇，也許他就沒有機會回歸中國古典詩學了。
就研究方法而言，劉若愚幸運地得到比較詩學家莫裏斯·鮑勒教授的指點，這使他在學術研究曆程的開端就注重比較文學的方法。在探索伊麗莎白時代戲劇所受古希臘、羅馬、意大利、法國古典文學的影響時，他運用的是“影響比較”的方法；在探討伊麗莎白戲劇與中國元代戲劇的異同時，他運用的是“平行比較”的方法。特別可貴的是，他在“平行比較”的研究實踐中，一方麵注重古代的人類之間在哲理思維、思想觀念層麵的同一性，如“萬物有序”與“四種元素”的觀念；另一方麵注重跨學科的研究，如其接受當時生理、心理學的“氣質與性格”研究成果，探討戲劇中的人物性格塑造就是顯例。他的研究成果產生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與1935年堯子發表的《讀〈西廂記〉與〈羅歐密與朱麗葉〉》相比，無論在研究規模還是在研究方法上，都顯得更為成熟。
就知識積累而言，戲劇文學是一種綜合的文學藝術。通過精研伊麗莎白戲劇與中國元代戲劇，劉若愚在詩詞、散文、小說、戲曲諸方麵的中西文學修養得到全麵的充實和提高。尤其劉若愚認識到西方古典文學研究也講究校勘、語源、語音、古文字、詩法（Prosody）、目錄等方法，這些方法與中國傳統的國學治學方法文字、音韻、訓詁、目錄、校勘之學一脈相通。運用這些文獻整理方法，可以將學術研究建立在紮實可靠的文獻考訂之上。劉若愚的研究成果為《風月錦囊》的研究導夫先路，該書近年才有孫崇濤、黃仕忠整理本出版，名《風月錦囊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00）。
上述學術經曆和積累的經驗，無疑為劉若愚成長為一位在思想觀念上平等對待中西文學，決不厚此薄彼，在治學方法上融貫中西之長的語際批評家，奠定了穩固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