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新年伊始，中國各種媒體都播報了一段悲愴、淒涼、駭人的“千裏背屍”的新聞：湖南民工李紹為等去福建打工，同伴左家兵病亡。為讓客死他鄉的工友屍骨還鄉，李紹為和三位老鄉決定，無論死活，必須將左家兵帶回老家，給他的親人一個交代。於是體重五十公斤的李紹為，背起左家兵六十五公斤重的屍體，一邊流淚一邊走。為了避免引人注意，他們把左家兵扮成“醉鬼”、“病人”坐上火車，從福建轉道廣州前往湖南衡陽老家。這一行動直到在廣州火車站被警察發現才被製止。
李紹為等“千裏背屍”的新聞在媒體曝光後，讚揚者有之，認為是數千年中國傳統社會俠肝義膽精神的再現；批評者有之，認為是不懂法製的人幹的一樁蠢事。
追溯中國曆史，這樣的事情曾經在李白身上發生過。在出蜀那年，李白與好友吳指南結伴遊覽楚地的名山勝水，不幸遊洞庭湖時，吳指南突然生病去世。李白悲傷極了，盡心為吳料理後事，並將其遺體暫時埋在湖邊。李白考慮：“故鄉路遙，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於是幾年後，又專程回來，為其收殮遺骨，背著它走回吳的故鄉鄂城東郊安葬。由此可看出李白的俠義精神。李白的義舉可以在青史上留名，李紹為等人“千裏背屍”的舉動是否也可以從這個角度理解呢？
無獨有偶，2004年11月16日下午，武俠小說泰鬥金庸先生在深圳市“讀書論壇”上坐而論道。在談到當代人最需要繼承和提高的是什麼時，金庸說：“很多人說是書卷氣，但我說，現在最缺乏的就是俠義二字。中央電視台做‘感動中國’的專題節目，要我推薦‘感動中國’的年度人選，我選擇的人物都是有俠義精神的人。現在中國最缺乏的就是俠義精神。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宣揚俠義精神的，本意基本與打打殺殺無關。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俠義精神是我們民族的寶貴財富。可當今社會，比如看到一個流氓在欺負一個姑娘，能夠出手相助的有幾人？我金庸這個八旬老人倒是時時會有這種‘少俠衝動’。”
金庸的高論也激起不同的反響：
批評者說：“他把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的俠義精神，說成是‘我們民族的寶貴財富’，可別忘了，荊軻、豫讓、聶政這類所謂的春秋俠士，既無政治頭腦，又無法治觀念，不過是些被閹割了靈魂的殺人工具。如果說，這曾經成為民族的精神，似乎阻礙曆史進步的時候更多，並沒有什麼特別寶貴的地方。”“金庸希望國人具備‘俠義精神’，莫非就主張今天的國人也能像魯智深那樣提拳上前、三拳斃命？作為一個在《明報》上站立起來的時評家，金庸屬於法治化的現代；作為參與草擬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國際法專家，金庸更屬於法治化的現代；可作為武俠小說的壇主，恕我不敬，金庸卻有點像封建僵屍的招魂者，竟還向21世紀的人們張揚什麼‘俠義精神’，趁早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