讚成者說：“‘俠義精神’並非挑戰或者推翻現有的社會製度或者法製裁判，而是對國家製度出現空白後的一種民間力量的補救。單個的‘俠義精神’體現在救助困難群體，而放大了的‘俠義精神’則是民間力量和聲音對國家和社會的一種責任和態度。”“中國人曆來對於英雄主義的崇拜，讓我們這個民族的血液裏都流淌著一種叫作‘俠義’的東西，現實主義的蒙蔽或許能讓這種豪情一時消減，但這種‘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精神不會消失。現在，我們要做的，就是喚醒中國人骨子裏那種‘俠義精神’的自覺，我們不缺少這種精神，缺少的是重新喚醒這種精神的良知。”
上述兩件事例說明，中國當今社會不僅有樸素的“俠義”舉動，而且存在“何為俠義精神”的思想爭鳴。
再聯係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武俠小說熱”來看，以金庸、梁羽生、古龍為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和以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白羽等為代表的舊派武俠小說以總量逾億的印數湧向圖書市場，其讀者階層之廣泛、人數之眾多，可謂前所未有。周清霖認為：“把這種‘武俠小說熱’的社會文化現象稱為‘文化奇跡’恐怕不算過分，認識、研究這種奇跡，並透過它進而研究中國文化，應該是一件嚴肅而有意義的事情，甚至是出版界、理論界有識之士義不容辭的責任。”
為了研究“武俠小說熱”文化背景的迫切需要，周清霖在裴效維的幫助下找到了劉若愚1967年出版的英文專著T he Chinese＆nbsp；Knight-errant，不禁大喜過望，即約唐發鐃聯手譯成中文，譯名為《中國之俠》，於1991年在上海三聯書店出版。1994年，中國和平出版社又出版了羅立群譯本，譯名為《中國遊俠與西方騎士》。
周清霖認為，劉若愚的《中國之俠》是“繼司馬遷《史記·遊俠列傳》之後第一部綜合研究中國曆史和文學上的遊俠的專著”。而在當時，“我們中國大陸的出版界和理論界，至今還拿不出一部觀點鮮明正確、材料翔實可靠的同類著作來介紹給本國和外國的讀者”。不過他相信，在劉若愚這部拓荒之作的帶動下，中港台學術界會將研究俠和俠義精神的巨著奉獻到讀者麵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