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若愚觀察到西方騎士詩與中國遊俠詩也有相同之處，例如：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所寫的騎士，與曹植《白馬篇》中所寫的遊俠十分相似。他們都為正義熱戰，視死如歸。隻不過一位是為保衛基督教信仰而戰，一位是為保衛中華文明而戰。又如，斯潘塞詩中的騎士意在“保護貧者的權利，驅除世間的不平和壓迫”。與賈島詩中的遊俠抽出寶劍，問道：“誰有不平事？”（《劍客》）兩者也有幾分神似。
2.小說的異同
西方文學著作中的《羅賓漢傳奇》同中國俠客小說《水滸傳》在本質上極為相似，所不同的僅僅是形式而已（後者是白話小說，前者是謠曲組合）。
劉若愚指出，梁山好漢與綠林中的羅賓漢都是不受法律約束的俠客，都劫富濟貧，對待敵人都心狠手辣，對待朋友和弱者都慷慨仁慈。特別有意思的是，羅賓漢這個人物，好似幾個梁山好漢形象（晁蓋、花榮、宋江等）的合並。羅賓漢手下的人物，特克神父與魯智森合拍，小約翰有點像盧俊義忠心耿耿的心腹燕青。隻可惜小姐瑪麗安的形象與梁山好漢中的三位女將不能相當。
中國俠客小說中的飛仙劍俠小說與西方騎士傳奇也有幾分相同。如克雷蒂安（Ch retien de Troyes）的亞瑟王故事中的神秘仙境描寫，與還珠樓主《蜀山劍俠傳》中的環境描寫極為相似。
中西小說中的俠客都無休止地進行一係列的冒險活動，用冒險來證明他們的“生存價值”。
西方小說中的騎士是遠離平民生活的精英集團，正如埃裏克·奧爾巴克（Erich Auer bach）所說：“騎士是上帝的選民，是遠離於平民百姓的一個團結一致的圈內的人。”中國小說裏的俠客也是普通百姓無法攀比的一群精英，他們具有不可思議的超人的能力，甚至是理想的化身。
中西俠客小說的主要不同在於對待愛情的態度。愛情常常是西方騎士所作所為的主要動力，而中國小說裏的俠客一般不會自己墜入愛河，但他們常常會幫助年輕的有情人終成眷屬或破鏡重圓。
愛情雖然在中國俠客小說中不占主要地位，然而女俠的形象卻相當突出。中國小說中堅強勇敢的女俠與西方騎士傳奇中弱不禁風的小姐形成鮮明的對比。
西方與中國俠客小說的另一個重要不同是，前者很少有幽默感，後者則大量運用幽默。西方騎士溫文爾雅，彬彬有禮，運用幽默不太合適。中國遊俠常常不守規矩，嘲諷當道，如《濟公活佛》便是顯例。
中國俠客小說裏麵的幽默大部分是善意的，至於說到諷刺，中國則沒有一部俠客小說可以與騎士小說的代表作《堂吉訶德》相比。
3.戲劇的異同
劉若愚認為，在戲劇方麵，西方騎士文學看來遜色於中國。可惜的是，歐洲中世紀騎士傳奇中的英雄好漢形象沒有出現在戲劇舞台上。中世紀除了奇跡劇、神秘劇之外，為什麼不給創立功績的十字軍騎士考慮一個合適的選題，真令人費解。
莎士比亞的劇本中雖然多次提到過一些典型的騎士及其活動，但他沒有寫過一部以騎士為主題的劇本。
至於伊麗莎白時代和詹姆士一世時代的複仇劇，乍一看，好像同中國的俠客戲有幾分相像，因為中國戲裏也有複仇之事，但實際上兩者大不相同。西方的《複仇悲劇》（T he Revenger s T raged y），主要是抱家族之間的私人血仇。中國的俠客戲則往往是報他人之仇，向壞人討還血債。即使是報私仇，中國俠客戲總是以反抗社會不公和官府壓迫的形式表現出來，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裏絕沒有這回事。
西方戲劇文學中與中國傳奇戲最為接近的也許是科爾內耶（Corneille）的《謀殺者》（Le Cid），這部戲的重點是保護名譽，確信複仇是神聖的責任。戲中主角奇米內（Chimene）發誓為父報仇，不肯與相愛的人結婚。這與京劇《十三妹》中，十三妹決定報殺父之仇，立下不結婚的誓言，情節有點相像。不過十三妹要幸運得多，因為她愛上的不是一個有殺父之仇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