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從先秦伊始，下迄當代社會，在曆史和文學上所謂“俠”的蹤影，不僅未曾斷絕過，而且在各個時代以其蛻轉的形貌，發揮深切而顯著的影響。
遊俠現象自有其學術研究價值。鳥瞰現代有關遊俠研究，大約從章太炎的《儒俠》和梁啟超的《中國之武士道》開始。其後，魯迅《流氓的變遷》（1930）、馮友蘭《原儒墨》（1935）、陶希聖《西漢的客》（1937）、顧頡剛《武士與文士的轉換》（1940）、錢穆《釋俠》（1943）、郭沫若《十批判書》（1942）、勞幹《論漢代的遊俠》（1950）等，陸續有所論列，基本上是由文化的角度切入，探討“俠客”的麵貌。盡管各家所持觀點不一，且片麵化居多，但總算開啟了遊俠研究的一頁。20世紀50年代，日本學者增淵龍夫發表《漢代民間秩序的構成和任俠習俗》等文，是中國社會史方麵的重要論著。
60年代，劉若愚的《中國之俠》作為“繼司馬遷《史記·遊俠列傳》之後第一部綜合研究中國曆史和文學上的遊俠的專著”，在理念之成熟，體例之完備，資料之係統等諸方麵，為中國遊俠研究和中西俠客比較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周清霖曾預言，在劉若愚這部拓荒之作的帶動下，中港台學術界將會推出研究俠和俠義精神的巨著。今天，他的預言可以說有部分得到實現。根據台灣學者林保淳的綜述，中國武俠小說研究自1979年金庸的作品在大陸解禁以來，已經走完了“從荒原到苗圃”的艱難曆程，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麵。
具體成績，中國內地以武俠小說史見長。1988年，王海林的《中國武俠小說史略》完成出版；其後，羅立群的《中國武俠小說史》（1990）繼踵而起；劉蔭柏的《中國武俠小說史》（1991）、陳山的《中國武俠史》（1992）、曹正文的《中國俠文化史》（1994）、汪湧豪的《中國遊俠史》（1994），張誌和、鄭春元的《中國文史中的俠客》（1994）、鄭春元《中國社會民俗史從書——俠客史》（1999）相繼出版，不僅論述文學史發展，而且更廣泛地觸及了與武俠相關的文化、曆史背景，皆各有所長。尤其是陳平原1992年初版、2002年增訂出版的《千古文人俠客夢》，被譽為“武俠文學的登堂入室之作”。
香港方麵有鄺健行的《武俠小說閑話》（1994）。台灣方麵有關遊俠文學史的論述，龔鵬程的《大俠》（1987）、葉洪生的《武俠小說談藝錄》（1994）、林保淳的《俠與中國文化》（1993），皆見功底。年輕一代則以碩博士學位論文見長，自1975年孫鐵剛的《中國的士和俠》開始，到2001年李順慧的《〈鹿鼎記〉中韋小寶研究——語言學的角度》，共二十六部學位論文，其中四部是博士論文，研究學門包括中文、曆史、英國文學和新聞學。
觀察上述成績，可以說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武俠小說熱的推動下，遊俠文學史的研究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
然而在有關中國遊俠與西方騎士的比較文學研究方麵，兩岸三地雖然有不少論文涉足於此，但在理念的深度和範圍的廣度上，似很少能出劉若愚的範圍。倒是台灣學者田毓英的《西班牙騎士與中國俠》（台北，商務印書館，1988），以其對西班牙文學語言之熟悉見長。麥震清的碩士論文《〈忠義水滸全傳〉與〈羅賓漢傳奇〉中“俠義”之比較》（高雄，中山大學2004年度），采用馬克思主義的曆史觀點來討論“俠義”如何變成“正義”，對“遊俠”促進社會變革意義的認識比較深入。
上述新著多受到劉若愚著作的啟示，可見劉著仍然是此研究領域內一部不可替代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