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認為他們在並不理解李商隱詩含義的情況下就能欣賞李詩的美。劉若愚認為詩歌由字詞組成，而字詞都有含義，適當的理解隻會加強而不是削弱對詩歌的欣賞。此外，把李商隱當作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主義者並不合適，就像把他當作一個一生追求愛情的浪漫主義者一樣。
最後劉若愚還介紹了自己研究李詩的方法。首先，就其朦朧詩而言，在並不一定機械地追究李詩是為某人或在某種場合的情況下，是可能理解其意思的。其次，他相信一首詩同時可有幾層意思，因此他寧願去理解李詩的象征意義而不是其諷刺意義。前者為對同一首詩不同的理解留下了一些空間，而後者包括對一首詩所涉及的具體的人或事的種種因素的鑒別。再次，與其把每一首詩當作自傳式的表白，不如使之戲劇化。
劉若愚也指出，並不是所有李商隱的詩都是晦澀的，其中一些就明白地提到他的朋友、親戚、曆史的或現實的事情。這些詩不能以對朦朧詩的方法去理解它們，而隻能是根據詩人的生平和時代來理解。但應該記住，雖然詩人的生平和曆史方麵的資料在幫助我們理解詩作方麵時是有價值的，但是不能作為批評判斷的基礎。簡而言之，他並不是有意去懷疑前人對李詩的評論，而是希望能全方位地理解詩歌的含義從而客觀地去檢驗批評它們，盡可能地避免曲解或者是有失偏頗的判斷。
（四）翻譯問題
第四章是翻譯的問題。羅伯特·弗蘭斯（Robert Frost）有句名言，說詩歌將在翻譯中消失。如果理解為沒有哪一種詩歌的翻譯可以成為原詩完美的再現，甚至即使是一個成功的翻譯，也將與原詩有所不同，這是對的。但是如果理解為他視“poetry”為一種神秘的實體或物質的概念而不同於事實上的“poem”，這又是不對的。“Poetry”是“poem”的簡單的總稱，每一首“po-em”以其自己聲調、意義、意向的多重結構成為一種唯一的語言結構，當讀者去跟隨或回應語言結構的發展時，他就對詩進行了再創造。
劉若愚認為，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每一個譯者都麵臨著“直譯”與“意譯”之間永遠的進退維穀。絕對忠實原文的翻譯不僅不受歡迎，而且有時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麵，過度的自由也是一個問題。翻譯漢語詩歌成英語，尤其是李商隱的詩，將會在關於單字、意向、暗示、句法、韻律等每一個環節麵臨這樣的問題。甚至所有的譯者都會在理論上同意應該在過度地死守文字和自由發揮之間尋求一種居中之道，在實踐中可能沒有哪兩個譯者會在每一個給定的居中之道上保持精確的一致，而且每一個譯者都不得不自己來決定取舍。
劉若愚討論了一些在李商隱詩歌翻譯中的問題，並解釋了自己是如何去試著解決這些問題的。首先從單個的字來講，我們不可能在漢語與英語間找到一個輕易的對等關係，哪怕是文學意義上的，因為漢語詞彙所指物也許在英文裏無法找到一個對應物。換句話說，一個漢語詞彙所指的東西在英美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也就沒有對應的英語詞彙。直譯隻能是最後的選擇，如果用得太多，就會影響翻譯的目標。另一種方法就是逐字翻譯漢語裏的名稱。這隻適用於那些具有明顯意義但不能用作一個詞彙的漢語名稱，比如說“梧桐”，僅僅是一種樹的名字而沒有其他的含義。當有一個合適的對等的英文詞彙存在時，就最好使用對應的英語詞彙，而不是逐字地翻譯或者是翻譯漢語的字麵意義。有的漢語詞彙有多種意旨，因此在不同的環境裏就需要不同的翻譯。當然，一個詞彙的含義不隻限於其所指物，還包括其暗示和由此聯想的東西。一個漢語詞彙表麵上的英語對應詞彙可能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暗指。一個和漢語詞彙有著同樣所指物的英語詞彙，或許就沒有相關的聯想意義，或有一個並不受歡迎的一個聯想事物。總的來說，劉若愚認為，當在與漢語有著同樣所指物而缺乏相同的聯想物和有著相似的聯想物而所指物卻不同的英語詞彙之間做選擇時，應該選擇前者。
上麵關於意旨、暗示和聯想方麵的討論同樣也適合由字麵所引發的意象上。人們普遍意識到意象是詩歌的關鍵（有人稱之為靈魂），也是在翻譯過程中希望全麵保留的。然而，譯者不得不注意在嚐試提高原作時增加新的意象或使死的意象複活的危險。暗示方麵也會在翻譯中引起一些問題，因為在中國詩歌裏這是一種常見的手法，而且形成了李商隱詩歌的精華。對此，劉若愚強調了兩點：一是如果在詩歌裏合適地運用暗示手法，不僅可以替代普通的名詞或者是抽象的稱謂，還會在詩歌的總體含義和效果上增加點什麼。一般來講，所有的暗示都應該保留，除開那些陳腐得成為一種沒有任何特別意義的慣用表達的暗示（如把情人庸俗地比作鞋子之類）。二是一旦意識到暗示的詩意效果，就要盡可能地對其完全解釋。因為讀者如果知道暗示的人或事，就可能對詩裏的意義理解得更為徹底，對其回應也更為明確。
接下來，劉若愚談到了漢語和英語由於語法上的差異而造成的翻譯問題。首先，漢語在數、性別上缺乏變化，使得譯者在譯成英語時無所適從；其次，在古代漢語中詞類的活用有很大的靈活性，同一個詞可用作名詞、形容詞、動詞、副詞，而相比較下英語有較大的固定性，這需要在翻譯時作一些必要的解釋，因此也會減弱原作的簡潔性與具體性；最後，漢語的動詞主語和連接詞的頻繁省略，使得在漢語裏的理所當然放在英語裏就引起了問題。劉若愚認為譯者應該補出省略部分，不然讀者就會漫天尋找哪是主語而分散字裏行間的意味對其的衝擊力。即使省略掉所有的主語和連接詞並不會造成晦澀而成為一種專門英語，也會在原作的風格上給人造成錯誤的印象，認為古漢語類似於簡潔的電報。因此，劉若愚不主張在翻譯裏固守漢語的語法——省略所有的主語和連接詞，不管數與性別方麵的變化，因為其結果當然是成為一種混合英語，這不僅在美學上不盡如人意，而且會難以理解或成為一種誤導。
劉若愚還討論了翻譯中的另一個難點——聲律問題。他認為，漢語的平仄無法在英語中再現，這是一個無須多言的事實。就押韻而言，他曾主張在英譯中體現出來並付諸實踐，但不幸的是遭到了批評。他也意識到了在不損害詩歌意義基礎上用韻的不可能性，也就不再堅持在翻譯中同樣用韻。但是，中國古體詩最重要的兩大特征也就在翻譯中不複存在了。在翻譯中，劉若愚堅持突出原作中的重音，他認為這樣可能離原作更近一些。
簡而言之，劉若愚認為應該盡量地去使翻譯的聲律去接近原作，而不是完全不顧原作的形式在翻譯時任意運用隨意的英語或者是自由詩的格式。
另外，劉若愚還提到了雙聲、疊韻、象聲、重字、反複等他認為譯者應該留心的方麵，但是這些因素都應該服從於表意方麵的需要。最後，劉若愚指出，譯者應該具有雙語和兩種文化的背景，對一種語言的敏銳和細微差別的敏感性要和對另一種語言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