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若愚指出，意象的種類影響字句結構和詩歌的風格，而意象的來源又反映詩歌的境界。寫幻想境界的詩選擇超現實的意象，寫愛情的多用日常生活裏的意象。關於李商隱詩歌意向的來源，劉若愚提出兩點：一是自然界的意象對他並不是最主要的，在他的詩歌裏，自然界的事物不僅僅是其本身，自然環境多根據內心的情感來安排，並為人的活動提供外部環境；二是他敢用那些通常被認為沒有詩意的意象。最後，他指出，李商隱所用的意想大都具有獨創性，但也不能完全擺脫陳腐的意象。
關於象征，劉若愚指出有兩個層麵的含義：從一般上的意義來講，每首詩都是其所體現的境界的言語上的象征；具體一點兒講，象征指的是用具體表示抽象、特殊代表普遍的表達方式。至於象征與意象的區別，劉若愚認為有三方麵：第一，象征用具體表抽象、特殊表一般，而意象包括至少兩種物理意義上的和特殊的事物；第二，象征尤其是秘密的象征，其象征意義很難被輕易的發現，而其載體往往很明白，而意象的要旨我們能分辨出來，但在分辨其載體的時候卻有些困難（比如那些轉移式的意象）；第三，象征多從感官和感情的層麵，而意象多從理性智力的層麵出發。李商隱詩歌中的象征可以分成兩類，一是傳統的，如鴛鴦象征恩愛的夫妻、斷翅象征挫折、巨爐象征天地、荊棘象征國破，這隻占小部分。二是他特有的，盡管有些源於早期文學作品的用法，比如《錦瑟》裏蝴蝶象征人生的夢幻感和迷惘感，雖然是傳統的象征，但增添了新的特殊意義；《無題》裏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幹”也在傳統的基礎上用一種特殊的方式象征了愛情和相思。對於李商隱獨特的象征手法，劉若愚舉了很多的例子。
最後是關於李商隱詩歌的暗示問題。劉若愚指出在他很多詩裏深度的暗示既使他為一些人欽佩又使他被一些人責怪。事實上，我們不應該簡單地為其顯示的博學去讚賞他或者因為這使得其詩歌變得難懂而去責怪他，我們應該看其目的和產生的效果。李商隱詩歌的暗示可以分兩種：第一種是普通的暗示，比如“桂樹”和“蟾蜍”暗指月亮，正如英語中用“Cupid”暗指“Love”。這種用法在李詩中不經常出現。第二種是寓含了李商隱特殊手法的暗示，有時有點兒像象征，因為它們也用具體指抽象、特殊指一般。比如在《馬嵬二首》裏，唐玄宗象征所有戀愛中的男士，而楊玉環則代表了所有被寵愛的女人的命運。還有些時候，當李商隱用曆史的或傳說的事件暗指某些現實中的人或事的時候，暗示又有點像複合意象裏的替代類意象了，唯一不同的是這裏是人和人比較而不是人與物的比較了。這種暗示的效果得看兩者之間的相似的地方有多少。偶爾，暗示也會指出兩者之間的差異，形成一種對比，如《馬嵬二首》就用牛郎織女的一年一見和李楊的永遠分離形成鮮明的對比。
對於李詩中暗示所取物與詩歌境界的關係，劉若愚做了以下分類：超現實的用神話暗示，曆史主題的用曆史材料暗示，關於愛情的用傳說和神話暗示，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用儒家經典和官方曆史的材料，複雜的包括幾個層麵的現實則運用傳說、神話、曆史、哲學等來暗示。這說明李商隱並不是堆積暗示以顯示其學問，而是區別對待最終形成詩意的效果。
（四）李商隱詩的西方讀者
最後一章是《李商隱和他的西方現代讀者》（Li Shang-yin and the Modern Western Reader），主要講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針對西方讀者提出李商隱及其詩歌是如何伴隨中國的讀者及批評家走過了曆史的，和古代的作家在論及其他詩人時是如何評價他的。這對於西方讀者確實是一個值得一提的問題。劉若愚對此作了一些簡要的常識性的介紹，在此無須贅述。倒是他本人對李商隱的評價，值得在此一敘，畢竟代表了他本人的觀點。
首先，劉若愚聲明他並不熱衷於去給詩人們嚴格的排序，而更願意去評價其詩歌境界所涉及的範圍、深度、強度、複雜度和他們對於作為詩意媒介的語言改變和豐富的程度。從兩方麵講，李商隱應該是一個一流（主要的）詩人（他曾經在與杜甫比較時稱李商隱為一個二流詩人。現在他聲明，僅僅是在杜甫麵前可以這樣說，但對其他大多數詩人來講，李商隱是一個大詩人），除了杜甫，他很難找出六個以上的詩人比李商隱偉大。總的來說，李商隱詩歌的力量不在於對自然界謙遜的思考，而是在於對生活熱情的參與，無論是寫愛情或是政治，他總用一種特有的緊張來為難自己。結果他的詩歌裏沒有陶淵明沉靜於自然界的情韻，或者是李太白富有靈感的清高，也沒有杜詩裏囊括一切的同情和富含深意的幽默。李商隱探索了其他人沒有進入的一個充滿了激情和幻想的奇異的迷人的境界。從風格上講，雖然他也會以簡單直白的風格寫一些古體詩，但他對中國詩歌最大的與眾不同的貢獻是他那種複雜的微妙的表達方式、豐富的想像、象征、暗示和凝練的結構，這通常是以律詩的形式。他的詩顯示出了更多的有意識的藝術成分，而不像李白無意在藝術上下功夫和王維隱藝術的簡單之中。他似乎得了杜甫那句格言“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精髓。在語言上的探索，他可以算是杜甫的繼承者。對生活熱情的參與和對超現實和奇妙境界的探索，他也許可稱作屈原精神的繼承者，雖然屈原對神話的興趣源於一種宗教上的膜拜，而李商隱則更多的是由於文學上的原因。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李商隱會對現代西方讀者有特殊的魅力。劉若愚說也許是他對生活高明的態度和他同樣高明的表達方法明顯地和西方的習性和諧一致，這就使得他的詩歌境界比其他人如陶潛、王維、李白、白居易更容易引人注意。他對神秘和奇異境界的描寫也許在那些對違反常理和荒唐感興趣的讀者裏引起回應。詩歌裏慵懶的美人，外來的香料，奇異的藥品、刺繡和寶石，音樂和舞蹈、波德萊爾（Baude Laire）式的回憶，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一種物質奢華、沉溺聲色、道德鬆弛的生活，這或許可以稱作9世紀中國的“巴洛克”。
劉若愚談到了李商隱詩歌的模糊性（Ambiguity）。他所提的模糊性是指一個字、一句詩或者一首詩允許有多種解釋。產生歧義的根源主要有三：一是源於詩歌到底是什麼的不確定性，即參照上的歧義；二是源於詩人對他的主題的態度的不確定性，而且我們不知道應該必須怎樣做；三是由於漢語語法的特征，具體地講是源於意象、象征和暗示的運用。
除了模糊性，劉若愚還提到了李商隱詩歌的其他特點——衝突而不是和諧，感官與精神之間的緊張，追求超常甚至是怪異，致力於提高效果，傾向於華麗與精致——也許可以稱作“怪誕”。“怪誕”指的是17世紀歐洲和18世紀文藝複興與新經典主義之間的文學和藝術風格，這和李商隱的時代有相似之處。第一，9世紀的中國像17世紀的歐洲，是一個“智慧不唯一”的時代，和中國其他曆史時期相比，此時並不是“哲學家的時代”。儒、釋、道三教最後的合流即新儒學還沒有出現，智者們經曆了不確定的精神上的衝突，這些衝突在李商隱的詩歌裏可以察覺到。我們可以在儒教的清教主義、佛教的禁欲主義和享樂主義、道教追求長生不老之間，或者是在儒教兼濟天下的理想、伴隨著個人對世俗名望的雄心和基於佛教、道教之上的出世思想之間看到這種衝突。而這些在李詩中都有體現。第二，劉若愚把唐代分成三段——形成期（618—710）、成熟期（710—770）和高級期（770—900），並認為三個時期的中國詩人都可以和西方相應一些詩人比較。形成期的詩人——16世紀早期的英國詩人如懷亞特（Wyatt）、薩瑞（Surrey）；成熟期的詩人——伊麗莎白一世時代的詩人；高級期的詩人——17世紀傳統叫法的“純哲學”派詩人和近代的“怪誕”詩人。最後，他指出，他作如此的比較，隻是想說明李商隱的“怪誕”並不是純粹的偶然，文學與藝術上同樣的“怪誕”性使得西方讀者對李詩更感興趣。劉若愚也指出，他沒有曆史決定一切的意思，他也不相信社會經濟學上的因素。曆史環境有助於解釋詩人對待生活的方式和表達的方式，但不能解釋他為什麼能這樣做。並不是曆史環境，而是李商隱自己的天才決定他成為李商隱。